仇富的社会没有前途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改革开放至今，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容忽视。要改变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鼓动穷人起来反对富人？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现象，我认为很不好。那就是一方面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9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当然，我不仅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要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过去我们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穷人并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倒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做到了两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银行客观的研究报告，没有人能够否定。可惜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执迷不悟，醉心于造反致富的理论。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是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以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其他想法只是忙中添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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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