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从何说起（2）

　　到1984年，修改《宪法》，这才允许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虽然政策有了点松动，但是政府和百姓对个体户仍然侧目而视，在注册登记、税收等方面多加干扰。那时办一个工商执照至少要半年时间，税务局在征税方面多方为难。这种情况也属正常，因为党和政府教导大家30年，反复灌输资本家如何可恶，资本主义复辟会有千百万颗人头落地。大家对个体户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防范也在意料之中。幸亏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先进分子，不畏艰险，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夹缝中求发展。经过竞争和淘汰，逐渐使最优秀的少数工商户被筛选出来，成为后来的企业家。

　　但是，那时组建个人所有的企业仍属严格禁止之列。直到1988年修改《宪法》，才“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但是仍然“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私营经济还处于动辄得咎的处境，地位十分脆弱，境况岌岌可危。到1993年再一次修改《宪法》，国家确立了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私营经济才被承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99年再一次修改宪法，私营经济总算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人被错误地惩处，有许许多多不幸的故事。企业家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冲破万难，不怕牺牲，才有今天我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局面。和工人农民相比，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是最不被理解，因而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个群体。更不用和政府官员相比了，连“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比他们强许多。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决于它的生产能力，而生产是在企业里进行的，企业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的领导决定的。所以企业家的状况决定着国家的实力。我国的经济实力从弱小到强大，主要靠企业家的成长。全世界的企业家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的企业家那样多灾多难，处境艰险。当然，大部分企业家未见得有这么远大的眼光，他们主要是为了自己赚钱，但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所说的，每个人为自利而努力工作时，他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可以说企业家是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有功之臣。

　　有不少情况，企业家犯法是因为政府当局处置不当。例如税务局征税，有许多不合理的规定。企业家多次反映，当局起初不认错，后来各方面反映实在太强烈，不得不承认有毛病，但是至今不改。企业和政府完全不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吃亏的永远是企业。企业家对这种种不合理的做法无法抗衡，只好以恶治恶，用做假账来对付。这样企业家显然是犯法了，但是确实是事出有因，起因还在政府一边。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企业家那里，也发生在一般人民群众那里。要说犯罪，就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事了，所以光怪企业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当然，不能说企业家都是好的，搞假冒伪劣、走私贩毒也是有的。正像政府官员也有贪污腐化的成员；普通群众中作奸犯科的同样存在，只是各种人由于身份不同，犯错误的方式不同。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是有功的。澄清这一点关系重大，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完成，进一步改革开放还要靠企业家的作用，比如扩大就业，没有企业家的作用就很难实现。认为企业家有原罪，以后叫他们怎么办？缺少了他们的作用，国家是祸是福？

　　原罪的说法源于宗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这一点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人都会犯错误，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改革中是哪种人犯了错误呢？我认为主要是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不同意发展民营经济，反对经济上的自由开放，坚持过时的计划经济主张，用老眼光看待西方的先进文明。当然，这些人也不是故意要使国家停滞倒退，他们也希望国家变好，但是观念落后，不能与时俱进，成了改革开放的阻力。相反，那些勇于冲破阻力，甘愿个人承受政治风险的改革开放先进分子，包括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有功之臣。今后如果我们能够给这些人更多的创造空间，相信我们前进的步伐还能更快一些。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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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