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的剥夺（2）

　　再看本人出生时的条件不同，这些天生的条件差别显然是无法避免的。有些家族天分特别高，辈辈出人才，为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公平去压抑他们，叫他们的贡献和普通人一样。有些人有商业头脑，善于经商，同样为人类作出贡献，自己发了财，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我们不但不应该限制他们，而且应该帮助他们成全他们的事业。可见这一类天生的不公平，也是无法改变的。一个人的相貌也和他成功与否有关。有些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她们赚的钱就多得多。汽车展览都要请漂亮女孩做模特，空姐也要讲究相貌。难道我们能够改变这种现实吗？不管是天分也好，长相也好，这些天生的区别所造成的收入差别确实很难消除。

　　个人的选择，只能由个人自己负责。绝没有个人的决策叫别人承担责任的道理。一个人决定去偷盗抢劫，总不能让别人替他去坐牢。一个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他的成果也不可以让别人去享受。过去我们批评吃大锅饭，就是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弄得大家都没有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很不利，才决定引进市场经济，让每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可见由于决策不同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也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说到运气的不同。运气有个人的，还有大环境的。个人的运气包括一生一世中所碰到的人，这些人所选择的决策，偶然性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都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所以称之为运气。我们无法用任何手段改变这些偶然因素。大环境的变化包括国际石油价格的升降，碰上宏观调控等等，都会影响一大片人。我们无法将一个人挑出来免除宏观对他的影响，更无法改变整个宏观形势，唯一的结果是听从运气的安排。

　　说到这儿，结论是没有办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或者说这些不平等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但是它的结果，过大的贫富差距又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在收入分配上采取温和的手段，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富人不是靠工资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此外，消除经济活动中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的不同限制，取消特权，是缩小贫富差距更为彻底的方案。应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在这方面是有成绩的。每个人公平致富的机会比过去大大增加了。但是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利用权力获取巨额收入的机会在增加。它不同于贪污腐化，但跟垄断和禁止公平竞争有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美诸国、非洲国家等，或多或少都有这一类问题。它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有关，是比贪污腐化更难纠正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对最终收入公平地征收累进所得税，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就不足为惧了。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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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