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拦路虎”（2）

　　住房商品化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财富分配上也造成一系列问题。如前所述，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城乡人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在停止福利分房时，国家把当时住房的产权以很低的价格转移给了原住户。实际上也是国有资产流失，不过不是流给了贪官污吏，而是给了城市居民。每户原来住公房的居民因为那次的产权转移获得一笔巨大的收入，按现在的房价计算，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小城市的没有那么高）。以后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又以各种名义，暗中继续进行福利性分房，特别是经济适用房，国家损失上千亿元。获得利益的不是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各种能够接近特权的城里人。在这次分利的巨大盛宴中，整体而言城市居民是获利者，而农村人口分文未得。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别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它并不表现为可见的货币收入，所以大多数人视而不见。它表现为今后农民进城要支付高额房租，而已经购买公房的城市人口却没有这笔负担。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严重阻碍了农民进城的进程。

　　经过十几年的商品房市场运作，我国各大城市的土地价格飞涨，住房价格同时飞涨。但是大多数原居民并不感到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住房，既不用花钱买房，也不用付房租。感到压力的是新进城的那部分人，包括大学新毕业的学生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其中一部分来自农村。他们中最困难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人数也最多。他们是未来城镇化的主要对象。不解决他们在城里的住所问题，城镇化就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一严酷的事实是我们必须正面应对，无法回避的。我们要完成城镇化，要解决三农问题，要完成工业化，不解决进城打工农民工的住所问题，这些目标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未来二三十年中要进城定居的农民大约有6亿人口，差不多是现有城市人口的一倍。所以城市的总规模要扩大一倍。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要有其住所，如此巨大的住宅问题怎么解决？

　　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完全靠市场，让农民工自己买房，也很少有可能。所以解决的方案必定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具体的办法可能是由政府或开发商兴建大量廉租房，以低租金租给进城的农民。这完全不同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不涉及产权，而且是低标准住房，建筑成本很低。住户所付的租金可能不足以补充建房的利息和折旧，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补贴。有了补贴就有可能以商业运作的方式来开发。等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收入普遍提高之后，可以提高房租，或逐渐转为一般商品房，可以交换成为私人住宅。

　　这样的政策应该及早实施。让过去一直受歧视的农民获得一些补偿。不但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加速城镇化。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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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