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宫到贫民窟

　　 住房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集中表现

　　自从人类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以来，不平等就跟着出现了。诉求平等可以说是人的本性。人应该是天生平等的，可是有了社会，人为的不平等就被制造出来。为了追求社会平等，多少英雄豪杰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努力几千年以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客观地看，其成果十分有限。不平等似乎没有什么改善，甚至还在扩大。现在世界上的富豪，如比尔-盖茨，有几百亿美元财产，他比埃塞俄比亚最穷的人阔气上亿倍。过去的不平等远没有这么大。

　　拿资产来衡量不平等，虽然是一个客观的度量，但是不那么直观。更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能够看得见的不平等，特别是住房的不平等。所谓的住房平等，应该是房屋的大小、质量都差不多；或者建筑好的房子应该多住一些人，质量差的房子可以少住一些人，这能体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住房分配的平等。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实的状况，结果是恰恰相反。高质量的住房和低质量的住房，其造价相差万倍。而往往是面积大、质量高的住房住的人很稀少，破破烂烂的住房里却拥挤不堪。这是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合理。

　　我们看北京的故宫，偌大的面积住着皇帝一家人和为他们服务的奴仆。人均占地面积大得惊人。不光是中国故宫如此，世界上所有的皇宫都不例外，如法国的凡尔赛宫，俄罗斯的冬宫，英国的白金汉宫，都是最豪华的建筑住着最稀少的人口。相反，各国的贫民窟都是最破烂的建筑，却拥挤不堪，住着最密集的人口。当然，现在这些皇宫建筑大多数都变成了博物馆，不再住人了。但是新建的豪华住宅比故宫等地更奢侈百倍，住的人也更少。其中的住户都是超级富豪。在古代，住得最好的是帝王将相，是最有权势的人，现代除了有权有势的人像萨达姆之类，更多了一批超级富豪，他们有能力建设超豪华住宅。

　　住房的不平等，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从来没有改善过。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统统如此，没有例外。也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公有制或者私有制，都没有例外。现在和过去比较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不平等扩大了。最穷的人住房几千年来没有多大改善，古代的穷人和现代的穷人住得差不多，都是坏得不能再坏了。但是最富的人可大大改善了他们的住房，他们的住所不但有寝室、客厅、餐厅，还有电影院、动物园、宴会厅、画廊、收藏室。再往前看，不论什么主义，什么社会，住房的不平等恐怕是最难解决的人类平等问题。

　　消除不平等有两种做法。一是把富人都变成穷人，二是把穷人都变成富人。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尝试过第一种做法。解放后我们逐步打倒富人。先是从农村开始，后来打倒了城里的资本家，到“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抄家，可以说消灭了富人。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可以说穷到家了。在收入分配上也强调取消差异，吃大锅饭。可是结果并不是大家所希望的，最后连吃饭都困难。就算这样彻底地消灭富人，住房的不平等也未见得有什么缓解。

　　把穷人都变成富人，那是最理想的事。可这只有财富无限大时才有可能。社会的财富生产是有限的，在这个约束之下，都变成富人是不可能的。既然都变成穷人不是我们的目的，都变成富人又不可能，只能寻求第三条路，在现有的财富生产总量下实现平均分配，也就是把生产出来的财富全部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其实，这个办法不是没试验过。法国在巴黎公社试验过，柬埔寨在波尔布特时代试验过，我国在150年前的太平天国试验过，“文化大革命”时也试验过。结果并不成功，因为干多干少都拿一样的报酬，彼此都想搭便车，让别人多干些，自己坐享其成。大家都这样想，生产必然下降，社会不能不变穷。

　　分析到这儿，我们明白了，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为了鼓励财富的生产，没有这点不平等，大家都想搭便车，社会将要越来越穷。要将财富分配给创造它的人，这样造成的不平等虽然不好，但又不得不如此。既然财富的不平等不可避免，那么住房的差别也将存在下去。所不同的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不平等可以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特别是要帮助住房最困难的人，这就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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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