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贫困者“输血”（3）

　　第七，小额贷款机构应更多地吸纳私人资本进入。

　　过去大多数小额贷款机构是国际组织或政府主办，其所有权本来就不够明确。到底谁对这笔钱负责，亏损时经营者承担什么责任，盈利时又如何奖励，都没有明确规定。特别是被委托的代理人是否具有明确的权限，能够独立负责地作决定，并承担责任。如果别人可以横加干涉，代理人就无法独立负责任。对代理人的监督更是难以实施的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允许私人资本进入，监督问题就不存在了，所有权的问题可以比较彻底地得到解决。中央的政策也放宽了对所有权的限制，规定各种所有制的资金都可以进入农村金融，不过具体办法还没有出来。

　　这两年，我国的私人小额贷款公司已像雨后春笋般，有了很快的发展。全国已经有1940家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到2010年6月末为止），进入的私人资本估计有1300亿元以上，但是它们下一步的发展道路，还是不明确。让它们吸收存款？估计很难。怕这些公司卷款逃跑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大的顾虑是和国家大银行竞争存款。存款业务是国家大银行的生命线。如果存款分流去了私人银行，对国家大银行来说无疑是一大风险。按照孟加拉尤努斯的经验，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吸收存款，但是他们的国情和我们不同，吸收存款也未必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近来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寻找出一条新路，就是利用国家大银行的资金转贷给小额贷款公司。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创举。我国的大银行不善于发放贷款，但是长于吸收存款。百姓对把钱存进大银行没有任何顾虑，因为有国家作担保。但是大银行放贷往往出现许多问题，造成巨额坏账。现在有了小额贷款公司，他们善于发放贷款。二者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是一种合乎国情的创造。

　　可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转贷资金仍然受国家规定的限制。根据银监会2008年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这个50%的根据从何而来，没有人知道。我猜想事实上也不会有什么根据，大概是几个人商量出来的。他们没有办法证明60%就不如50%好，或40%也不比50%差。其实经济学是有办法给出最优数值的证明的。这里要用到边际分析法。它的道理很简单，在某一个数值上增加一小点看看利弊相抵之后是好处大还是坏处大。比如在50%之上增加一个百分点，利弊抵消之后是否有剩余。如果好处大于坏处，说明增加一个百分点是对的。如此继续改进，一直到在边际上增加一点的得失相等时，我们到达了最优点。

　　增加转贷比的好处是什么？是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能帮助更多的农民获得生产所需的资本，还能降低农村高利贷的利息率，全面减少农民获取资金的成本负担。增加转贷比的坏处是什么？是增加了贷出资金的大银行的风险。转贷比过高，超出公司自有资金太多，就会增加金融风险。这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好处和坏处的基本点。在现有的规定限度下，从50%增加到51%，显然是利大于弊。因为一般运行中的小额贷款公司绝不至于把自有资金蚀掉一半，或放贷的还款率低于一半。可以说增加转贷比的风险是没有的，因此增加转贷比是完全合理的。转贷比增加到什么程度才达到得失相当？这要看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情况。就一般正常的公司运作而言，转贷比达到十倍还是安全的。作为一个统一的规定，宜低不宜高。转贷比在五倍的情况下可保证绝大部分转贷资金的安全。这也是国外转贷比的一般规定。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现在对转贷比的规定实在是没有多大根据的。这样的规定极不利于为数众多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这个最优比的问题值得银监会专门做一个研究。因为它事关1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前途，也关系到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前途。绝不可马虎。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体过程，这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原来的传统思想不断被冲击，被刷新。而固守传统思想的经常是同一批人。改革者不断冒着挨批挨整的风险，固守传统的人却坐享其成。20世纪8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90年代关于经济民营化之争，21世纪初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争，都是改革者突破层层障碍，冒着巨大风险的环境下取得的。这对正确处理农村金融有重要启示。当前需要解决的是对民间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放弃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充分利用竞争机制，通过市场淘汰过时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式，为民间小额贷款的发展扫清道路。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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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