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拦路虎”（1）

　　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这一点基本已取得共识。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业是一个产出很低的行业。随着社会的发达，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从比例上看，会越来越低，所以农业的产出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经济越发达，农业所占的比重越低。像美国，农业产值只占GDP的2%。所以让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是减少农民，鼓励他们进城。这就是城镇化的原因。

　　我国在过去的30年里城镇化有了很大的进展，城市人口从不到20%增加到了一半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里，总的情况是城市规模相对比较小，要它吸收极其广大的农村人口，有点像蛇吞象，消化一定是很缓慢的。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现在城市和农村的规模相差不多了，今后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小，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大大加强了，所以今后城镇化的速度会比过去的30年大大加速。尽管如此，我国的城镇化也不大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内就全部完成。在全部完成城镇化之前，农村人口的低收入状况还很难彻底改变。

　　如何加速农民进城？过去认为是城市里的就业创造限制了农民进城的速度。这样的估计显然有它的理由。过去相对比较小的城市人口吸收相对比较大的农村人口，就业确实是一个限制性的因素。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这一状态将发生变化，就业越来越不是问题，因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大，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至少其困难性比过去大大降低了。

　　过去还认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十分僵化，农民进城是不大被允许的。但最近这几年户籍已经大大放松，有些地区户籍已经完全放开。只有特大城市的户籍还有控制，但是放松户籍制度对加速农民进城的影响相当有限。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城里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户籍完全不受控制，能不能加速农民进城？答案还是否定的。因为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太高，所挣的几个钱不够生活开支。其中特别贵的就是住房。准确地讲，就是住房贵限制了农民举家迁移进城。他们选择的只能是做一个农民工。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里。夏天时打着赤膊，扇着扇子赶蚊子，一边看电视；冬天时雪花能飘到枕头上。只有到春节放假回家能和家人团聚几天，然后再流动进城来。由于居无定所，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固定的社区，甚至没有固定的城市，今年到这儿，明年就换地方。这种高流动性的人口对劳动者自己，对雇佣方，都很不利。他们也十分希望能够有固定的城市，固定的职业，固定的邻里，能够和家人常年在一起，孩子有固定的学校，做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像候鸟那样常常换地方。

　　我国住房贵的情况也是近十年才发生的。过去是福利分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效率低下，矛盾重重。大约十年前改成了市场分配，并在名义上停止了福利分房。住房市场迅速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通过商品房市场，巨大的财富被创造。现在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高楼林立，城市面貌完全改观。这一成就不是福利分房所导致的，是住房商品化导致的。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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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