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1）

　　承包合约用于农业是成功的，虽然要好些时日才简化为今天的可以转让的土地租约。在这过程中，执政者逐步减少了他们的操控，偏向于界定土地的使用权利。九十年代初期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取消了，二零零五年取消了农业税，使农业的承包成为不需要付税的长期租约。形式上还是承包。就是今天，农地的买卖称作「转包」。

　　把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去有困难。八十年代中期我考查这项目时，主要的困难是工业的资产要折旧。维修保养与再投资的责任谁属，上头政府与下面国企之间常有争吵。我建议过些解决方案，包括发行可以转让的股票。九十年代后期，发行股票开始实施，但主要是有垄断保障而有利润的国企。至于那些要亏蚀的无数国企，他们的资产净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实上，九十年代，执政的人要把亏蚀的国企免费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困难。九十年代初期起，亏蚀的国企的困难再不是资产贬值——他们没有什么还可以折旧的了——而是要吃饭的国家职工没有补偿不能解雇。二十一世纪开始，这些亏蚀的国企成功地近于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协助是地价上升了。这点我将会解释。

　　令人失望的工业承包的经验，到头来却提供了一个有巨大价值的主意。大约一九八四年，那所谓「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在工业出现。并不新奇，外间的工业称作「次承」，或称「分包」。西方称subcontracting，而众所周知，工业或建筑业的「subs」往往是好几层串连起来的。如果一定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选出一项关键的发展，我的选择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业的承包与工业的层层承包组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这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

　　一个长期不断地跟进这个制度的发展的人，可能觉得非常复杂，但到后来尘埃渐定，则可以看到这制度是直截了当而又理性的。没有在其它地方出现过。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与形式是创新而又有效能。

　　承包合约的组合引用到地区去的初期，不同地区的安排往往不同，变动频繁，要到大约一九九四这制度整体的共同特征才可以辨识。我开始领略到这制度有超凡之处，是一九九七我到昆山考查那里的发展。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我前所未见的。二零零零年通缩终结，地区竞争的惊人活力使我震撼，但我要到二零零四的年底才能解通这制度运作的密码。

　　不怀疑执掌政权的人有本领，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有那么多人要吃饭，改革的浪潮震耳欲聋。处理当时的风起水涌，指导的原则可不是邓小平说过的名句：「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寡言的邓老曾经说的：「试一试，看一看。」

　　在细说这地区竞争制度之前，我要澄清一些名词。每个地区当然有它的专有名词，但它们的普通名词——市、镇等——可以有混淆。有些普通名词不同是因为起名于不同的时间，也有些经特别处理，直接由北京管辖。我喜欢用自己的地区分类，是干部朋友之间一致认同的。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本文摘自《中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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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张五常对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制度潜心研究后收获的精华之作，书中凝结了近几十年来，他长期深入调查和思考的成果。张五常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致力于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研究。他从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提出了中国地区竞争的特点是县际竞争，并对由县一级行政区划引发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合理且详细的论述。这一分析触及了制度经济学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