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需要

　　市场上一方面有供给，另一方面有需求。上面我们讲了要对自己的“供给”有信心，下面则该讲讲需求在“选择”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了。

　　人生的问题之所以能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加以分析，原因之一就在于，生活中，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能“生产”什么，还要考虑“社会需要”什么。人这种社会动物的生活，是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是在与另外的人、与公众、与社会的关系当中实现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顾及别人的评价，但所实现的只是“个人的”价值，而“社会”价值，则要由社会来加以评价，评价的标准主要就在于你是否为社会、为他人生产出了、提供了多少有用的产品——无论是物质的产品，还是精神的产品。

　　我们过去的经济体制，虽然整天说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把它命名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从本质上是忽视需求、忽视对需求的研究的，并且缺乏一种“产销见面”、“供求见面”、相互适应的机制。结果是一方面生产出了不少不符合社会需要的东西，生产出来后因没人要而大量积压，浪费了许多资源；而另一方面，人们需要的东西又不能生产，发生严重的物品短缺。人才的生产、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是这样。不顾社会的实际需要，按想当然办事，结果是一方面大量浪费人才，另一方面实际有用的人才却培养得不多。体制不变，情况还不明显，因为旧体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把问题掩盖住了，一搞改革开放，问题就全暴露了出来。首先是“官”太多，“商”太少。这些年每年叫喊简政放权，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总就业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没有下降，反倒还在持续上升。所以现在“全民经商”、扭转“官”与“商”的比例，从长远看是件大好事，一开始出现一些“官”、“商”不分和“官倒”，也是不得不付的代价，也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全民教育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理论型人才培养过多，实用型人才培养太少，搞理论研究的人过多，搞技术应用的人过少。这里的多与少不是这两种人才的数量相互比较，而是相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技术应用人才从数量上可能原来就比理论研究人员的数目多，但从实际需要的角度看，却还差得很远，而理论研究人员虽然人数还不很多，但相对于需要来说可能就是多的。

　　这些年出现了“教授上街卖馅饼”的现象，说起来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我想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存在着某种“教授过剩”的现象。“教授卖馅饼”这件事本身不是什么好事，天下也没有一个市场经济视“教授卖馅饼”为一种正常、一种进步；“教授卖馅饼”，不仅贬低了教授，也诋毁了市场经济。但“教授卖馅饼”这件事，反映的却是我们这个经济在过去的旧体制下形成的一种“病态”。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教授为什么要去卖馅饼？当然首先是因为穷。教授为什么穷？因为工资低、教育经费少。这又是为什么？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钱太少，粥碗太小；二是人太多，抢粥喝的人太多。钱不多是很可能的，一个穷国，那么多的事情要办，财政收入又增长不快，拿出的钱自然有限；加上一些对教育、科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因素，导致有钱也不往教授身上花，于是逼得教授上街卖馅饼。但是，我们也要问一问，是不是“人多了”。当然首先是“吃”教育经费这锅粥的“闲杂人员”太多了。我们的学校和研究单位，那么多的干部、行政人员、后勤人员，一个教授的后面可能有四五个不干教育（甚至还为教育“添乱”）的人与教授一起分享教育经费，给教授剩下的自然不会多。这个原因我想是问题的一个重大症结。其次，教授是不是也多了？总体上不多，有些学科，特别是一些本质上属于“赋闲学问”的学科中，教授以至大学生、研究生，是不是太多了？天下没有无用的学问，也没有无用的人，更没有无用的教授，但却可能相对于社会需求、相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过剩”的学问、“过剩”的人。我们国家大专院校教师与学生的比率，在世界上是相当高的；无论是讲师还是教授、副教授，授课量比起发达国家的教师们少得多。而我们这样一个穷国，是否养得起？有限的资源要养那么多的授课量不大的教授（此外还有比率更高的学校里的大量行政后勤人员），教授的生活待遇也就不可能很高，结果便难免被逼得去卖馅饼。“养士”是件好事，穷国也该“养士”，我个人更是巴不得国家把“士”“养”起来。但我们不妨研究一下：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有些专业中的“被养者”是不是太多了？穷国只能养得起较少的士，养多了一定是“无车弹铗怨冯宣”，怨也没有用，只好去卖馅饼，自己解决问题。馅饼卖得多了，或许有朝一日还能买辆车开开，至少做到上街能“打的”，不再“弹铗”鸣怨。教授卖馅饼这件事反映出我们知识界、学术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个“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的问题。再者，有些专业是否特别地“教授过剩”？我不必列举具体是哪些专业，但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有不少专业是实用性较差、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的学问。而偏偏是这些专业，由于过去比较“发达”，产生了一种“马太效应”，人越来越多，比一些急需发展的专业人数增长得还快。比如说，那一专业虽然实用性较差、社会需求量较少，但因为此专业里老学问家多，“博士生导师”多，结果招的研究生就多，从事这一专业的人才数目越滚越大；而那些急需发展的专业，因在原体制下不发达，“导师”奇缺，发展却很慢。这种情况下难道就不该有几个人想法改改行吗？改行总是或多或少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对当事人个人来说更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但若不如此资源就会有更大的浪费，大家谁的待遇也别想改善。供求不相适应，就要进行调整，不积极地调整，就要痛苦地调整。大家都顶着不动，有人去“卖馅饼”，比较起来更加积极、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光坐在那里大叫市场经济搞得“文化堕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其实不过是怀着那种对陈旧的体制、陈旧的时代、陈旧的文化的垂死留恋，来批判社会的进步，试图徒劳无益地阻挡积极的社会变革。“文化”要想不堕落的根本出路在于文化的发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不相适应，到头来可能会彻底堕落。市场是供求相互协调的一种社会机制，并不是说市场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供求之间的比例关系从原来的不适应变为适应，特别是在原来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一下子扭转过来。相反，这种协调是一种逐步实现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在“波动”中经过反复协调达到适应的过程。在一开始的时候，难免发生“矫枉过正”，然后再逐步“回落”，还可能“回落”得过了头，再逐步校正过来。所以不能看到一开始发生“物极必反”、“矫枉过正”，就说市场调节把事情搞糟了。我们过去“官”多、“商”少，搞理论的多，搞应用的少，结果发展到今天大家都去经商、下海。官界如此、学界如此、文化艺术界也是如此，以至政府部门“人才流失”，搞理论研究、搞“纯文学”的人数锐减，以至像我们《经济研究》这样的杂志都出现一定程度的“稿荒”，我想也是难免的事。试图人为地阻止这一趋势，我看也难以奏效。如果我们相信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不必过多地担心。因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会搞“固定价格”、“固定比例”或者“定额配给”之类的事情，而是会不断地继续调整，早晚会再“校正”过来。甚至有些现在“下海”的人，也许过一阶段发现那一行业不适合自己、收益不大，还会回到政界、学界里来。而经过供求关系的一番长期的调整，我相信学界的“待遇”也会相应地得到改善，即使粥还是那么多，僧少了每人碗里的也会多些，达到在一个社会中“体面”的水平，不用再为“受穷”而烦恼。不过学者们应该心中有数的是：既然要搞学术（不是应用），就别指望着“发财”。科学也是生产力，但我们毕竟是靠实业界养活的，不承担实业界的投资风险。如果我们的收入与实业家们一样高，到头来就不再有人去搞实业，都来搞学术，我们就又会没饭吃。在美国大学教授的收入（兼职收入除外），平均地说相当于一个卡车司机的收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这样一种收入结构，保持着各种社会需要的工作都有人去做，每项工作上的人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我们“知识分子”，要同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斗争，要为改善自己的待遇、条件而奋斗，但也要认识到，知识分子并不是“天经地义”地应该享受什么什么样的待遇，它既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奋争，也取决于社会上的“供求关系”。

本文摘自《经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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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