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民评论家”时代

　　“智商衰退”侵蚀日本

　　到此为止，关于造成日本混乱与迷失的原因，我已经从掌舵国家运营的官僚与政治家这两个角度进行了讨论。但是，面对受死板的官僚制度与政局的反复更迭影响而停滞不前的政治，日本国民却欣然接受。民主国家的政治是集中社会团体的智慧来完成运转的。政治的停滞不前正是日本社会的缩影，这象征了日本国民整体的智慧，即“集体智商”的衰退。

　　2009年，我写了一本名为《如何从智商衰退中跳脱出来》（光文社）的书，考察日本社会的集体智商到底降低了多少。在书的开头，我是这样写的：

　　日本在资源匮乏、领土狭小、军力薄弱的情况下，曾经凭借头脑与勤勉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强国，但是在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后，就成了既不会被世界追捧，也不会被抱怨的无波无澜的国家。换言之，就是日本变得安于现状。

　　自泡沫经济破灭开始，日本安于现状的局面已经持续了17~18年，以至于现在的日本没有任何紧迫感，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乃至国民们也都松弛懈怠。

　　我感觉尤其是近几年的日本社会，放弃使用大脑的人，也就是不进行思考的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日本人变成笨蛋了吗？”在当今的日本社会中，有数不胜数的现象会让人不自主地这样问。

　　比如，成绩不及格的大学生日益增加，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学习能力日益下降。这些都是所谓的素质教育引发的弊端，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一向被誉为世界最高水准的日本初等、中等教育也在每况愈下。

　　还有，与其说是时下流行语，不如说是“下流社会”问题在不断扩大。“下流社会”问题指的是，身处“下流社会”阶层的年轻人对工作和学习都缺乏热情，而这种热情度的低下越发加剧了他们向“下流社会”的转变。

　　这种现象向我们发出警示：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继而导致年轻人的思考能力与沟通能力日趋下降。甚至有种说法认为，如今的年轻人“只关心自己周边3米范围以内的事情”。

　　以上诸多现象无一不让人觉得，在肩负日本未来的年青一代身上，正发生着不容忽视的“智商衰退”。

　　当然，智商衰退并不仅仅发生在孩子与年轻人身上，大人们也开始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假如电视节目中提到纳豆有助于减肥，他们就会不假思索地竞相购买，第二天，在全日本所有的超市中，纳豆都被抢购一空。继纳豆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香蕉的抢购潮。

　　另外，自从在产自中国的冷冻饺子中检测出毒性农药后，还未进行详细的查验，在日本的超市里和餐桌上就已经见不到中国生产的食品了。（食品过了保质期的问题也是类似。人们明明可以依靠自己的舌头和嗅觉来判断是否过期，但貌似这种动物的本能已经完全消失了）。

　　民众会做出如上的反应可以认为是媒体，特别是电视的恶意炒作导致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们不去自己思考。

　　最近，电视上总是播放一些猜谜节目和笑话节目，使观众不自觉地放弃了思考。

　　许多电视节目都是知名主持人和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就政治或经济素材，请外行人（多是美女）在观众面前进行评论。节目内容都大同小异，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哪家广播公司。如果将如今的政治作为素材，要抨击的东西就接连不断，话题也就没完没了。观众即使看了这样的节目，也不会受益。然而，这些节目制作的口号——“政权更迭”或“后菅时代”——却加剧了政局的变幻，对日本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那么，在2009年民主党掌握政权之后，智商衰退就有所改善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智商衰退带来的多种污染正侵蚀着这个国家。

　　人们尽管对素质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但要制止学习能力下降和“下流社会”范围的扩大却并非易事，一旦走了下坡路，就会一跌到底。至少高中免费就读政策，以及政府采取的某些隔靴搔痒的对策，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比如为提高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而实行所谓的就业援助——“给雇用毕业3年以内的往届毕业生的公司发放奖金”、“毕业3年以内的学生仍称为‘应届毕业生’”等等。可这些措施只会使不进行思考的人越来越多。仅凭救济弱者或失败者，国家是不会强大的。我们应该明白，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努力向上，整个国家就不会真正地繁荣昌盛。

　　由于震灾过后的恐慌消费，买断行为不仅出现在灾区，甚至蔓延至全国；仅因为从一部分食品中检测出超标的放射性物质，尚未经正式核实，福岛县和茨城县生产的农产品就从超市里和餐桌上销声匿迹了。媒体依然在大肆发表“大本营”言论，无论换到哪个电台，上演的都是明星或艺人的综艺节目，而且是低预算的即兴演出。

　　最能体现智商衰退的严重程度的，大概就是民主党政权了。普天间基地的迁移问题，钓鱼岛海域的?国渔船冲突事件等诸多败笔，以及对东日本大地震、核电站事故欠缺考虑的应对措施，都起因于民主党这一政党的集体智商过低。

　　民主党曾经获得了国民的强烈支持，继而把持政权，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就对民主党大失所望。最终，在2010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在野党时来运转，“扭曲国会”诞生。这与2007年“扭曲国会”诞生时的状况如出一辙：2005年9月，自民党凭借“邮政选举”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胜利；2007年，年金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在当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突飞猛进，“扭曲国会”诞生。

　　选举是可以选择自己生活、决定国家未来的重要事件。但在选举中，政府却是通过提出“邮政民营化，yes还是no”，“政权更迭，yes还是no”这样如同单双数赌博一样的选择题，来决定“民意”。因为是二选一，很容易被翻盘。这样反复操纵政治行为、投票行为的现状，正是智商衰退已经“病入膏肓”的象征，也是日本陷入混乱迷失之中难以自拔的原因。

　　始作俑者就是“偏差值教育”

　　日本人为什么变得不再主动思考问题？日本的集体智慧为什么衰退了？我确信这些现象的始作俑者就是“偏差值教育”。

　　1960年的“安保斗争”之后，日本就引入了用数字表示个人能力的“偏差值”。当时，全世界学生掀起的暴动、暴力事件此起彼伏，日本国内也展开了激进的学生运动。日本政府担心如果对此放任不管的话，其甚至可能会被颠覆，因此，政府将“国民教育”政策转换成 “愚民”政策。换言之，为了避免学生反抗政府、针对美国，政府企图将他们硬塞入国家规定的价值观框架之中。

　　我亲耳听到一位前首相说，“我们的国家正在实施愚民政策”，当时我觉得难以置信。如今看来，其象征就是“偏差值”。

　　属于“前偏差值”一代的我们与“偏差值”一代人的想法大相径庭。

　　我们这代人没有被偏差值束缚，所有人都相信自己的未来是无限的。暂且不论学习成绩，大家都可以自由地描绘未来的自己。不会有人对我们说：“就这样的成绩，还去考虑那样的事情，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报考自己喜欢的学校，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世界上最难进的公司？没有一个日本人？挺厉害的嘛。”就这样，因为没有受过偏差值的教育，本专业是核电站技术研究的我，可以毫无顾忌地涉猎与专业不相关的领域。我对管理咨询公司可谓一窍不通，却毅然投身进去。尽管这也多亏雇佣方的青睐，但内心充斥着恐惧感和身份观念的人，大概不会做出这种有勇无谋的事情。“有兴趣，就去做”，这样就足够了。之后我付出比常人多一倍的努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这样认为）。人的能力就是如此，相信年轻无极限，才会有进步。

　　本来，自己的能力应当由自己来判断，自己觉得可以，就尽管去做想做的事情。但是，在可以判断自己能力最重要的时期，却受到偏差值的制约而成长起来的人，不仅会失去自我判断的能力，而且想做的事情也不再由自己决定，而是交由偏差值决定。日本也随之进入了一个被预定好的和谐社会。

　　被偏差值洗脑的孩子，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依靠偏差值来选择升学或就业前景。父母也受到偏差值教育的影响，使用偏差值衡量自己的孩子，劝告他们选择稳妥的学校。

　　对于成绩稍好的学生，即便他们曾有过想学这些东西、想去这所学校的想法，一旦学校的老师告诉他们，“从你的偏差值来看，你可以去这所或那所学校”，他们就会选择不浪费偏差值有利的学校。但成绩稍差的学生，则会被告知“你能去的学校大概也就这所了，为了避免落榜，就选这所吧”，他们还没有确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被迫进入了适合自己偏差值的学校。

　　偏差值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给人一种错误的认知——好像是偏差值在规定人们的能力和价值。学生被老师告知自己的偏差值是多少之后，就会根据这个设定值，进行“预定调和”，认定自己就是这个水平，所以一生注定就读于这所符合自己身份的学校、从事这份符合身份的工作、经历这种符合身份的人生。偏差值不过是在小学高年级的一段时期内，测评的 “瞬间最大实力”，但学生们却在升初中的时候，根据这个偏差值定位自己，并自认已经清楚了自己的能力。

　　这就大错特错了。人类的能力并非一成不变。我在68年的人生经历中，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既有年轻时一展才干，之后却偃旗息鼓，公司也倒闭了的人，也有大器晚成，当上社长之后才一举成名的人。

　　担任强生公司日本法人代表的广濑光雄，65岁时，从强生辞职，又新建了3家公司；70岁时，其中的两家公司上市。他经常说，另一家再上市的话，他就能创下吉尼斯纪录了。50岁之后才成就一番事业的日本人，大概有伊能忠敬、欧姆龙公司的创立者立石一真和广濑先生。此外，我的公司上市也是在我60岁之后。62岁时，我创办了日本第一家电子化研究生院大学。

　　总之，我们这代人没有“我的能力就到此为止了”之类的想法。绝对不会允许偏差值这种东西来束缚自己的人生，决定自己人生的只能是自己。所以，只要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坚持不懈地努力。

　　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这些“二战”后的第?代改革家都是“不守本分”的人。

　　尽管松下幸之助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他去寻找技术合作者，继而凭借自己的实力冲向了世界。他直接拜访了欧美有合作潜力的企业，引进了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荷兰电机制造厂家飞利浦的事业部门制度，创立了电子部件的合资公司。

　　本田宗一郎也不擅长英语，却扬言要在英国马恩岛的摩托车大赛中胜出，7年后他的梦想得以实现，并奠定了今日本田的基础。本田副社长西田通弘在本田建立不久后就加入该公司，并深受本田宗一郎和藤泽武夫的熏陶。据他说，从本田分包汽车部件的时候开始，本田宗一郎每天早晨都召集所有员工，因为他个子不高，就站在半成品的集装箱上，连声高呼“要做世界顶尖的本田”。另外，本田宗一郎在高中时因被开除而肄业。

　　成为成功人士的法则其实很简单，就是以下三点的组合：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考虑如何去完成，并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二战”后第一代的成功经营家，都忠实地遵循了这个法则。但以偏差值预定的和谐社会中，却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老师设定的偏差值使得他们清楚了自己的“分量”，只希望过一种和谐、安分守己的生活，所以不会一直坚持努力。这些人远不如高中退学、脱离偏差值教育的软银集团社长孙正义，他是一旦确定目标就锲而不舍的类型。

　　偏差值一代如今大都已经40岁左右了。与他们交谈时，我总是从他们身上感到一种唯命是从的小市民情结。每当我说官员坏话的时候，不少人如此反驳我：

　　“大前先生，您总是这样随随便便地批评官员，可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人都去了政府机关，他们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啊。”

　　这是偏差值一代典型的想法。比起每每轻而易举地升学、就业的精英，毕业后在社会上饱受磨炼、孜孜不倦、继续学习的普通人应该更具有看透世界的眼力，但是因为从小就被植入了“偏差值高=头脑灵活”的观念，所以他们无法从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中摆脱出来。

　　人们发现周围的同学中比自己偏差值高的人或是进了政府机关，或是从事媒体工作。所以他们认定政府机关是不会犯错的，报纸和电视上登载或播出的内容也都是真实无误的。什么事情都由偏差值高的人为自己解决，所以自己什么都不用考虑，只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就可以了……就这样，偏差值教育剥夺了日本人的热情与野心，甚至扼杀了人们思考的习惯。

本文摘自《日本的迷惘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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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到2002年，经历了“失去的10年”，但现在又有了“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的说法。日本的经济一直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虽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个改革非常困难。曾经大获成功的旧“日本模式”已经完全陈腐僵化。实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创造全新日本的时机已经到来！
　　本书作者大前研一作为亲历者，针对日本的新国家战略展开论述，对日本当前整个社会状况以及经济、国民生存现状进行了犀利的点评，并对日本政界实施的各项政策提出中肯的建议。举例翔实，说理清晰，分析透彻，写得很有分量。他警醒日本政府当局，真是应该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决心来进行彻底的变革了！
　　邻国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日本未来发展战略的重新思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索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