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组创意

　　既然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时候提出国退民进，或者是私有化显然是不合时宜也不可取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如何做到既提高资产资本的效率，将国有资本放到市场里公平竞争，让资本具有更多市场的属性，同时，又管理好国有资本的公平问题，让其与权力、与行政、与官本位脱钩，真正把国有资本作为全体公民的共有财富，向全体公民明晰产权，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历史上就没有过这样的国家。前苏联由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重组为十多个私有化的民主国家，核心是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如果中国走了一条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彻底将公有产权与经营权分离，将经营权与行政权分离，将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完全平等对待，共同受到法律保护，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市场面前完全平等，这就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有财产，也就是国有财产怎样管理，谁来管理，如何生产、如何控制成本、如何分配、如何消费？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理论和体系来规定，我们也没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也是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难得的创新机会。在此，本人斗胆提出如下重组与改制方案建议：

　　第一，重新确权。为什么要重新确权？既然我们是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公众所拥有的财富应该叫公有资产而不应当叫国有资产，财产权利就应当叫公有权，而不应当叫国有权。国资委也应该改名为“公资委”，因为公众才是公共财产的唯一所有人。国家只是一个组织形态，是接受公民委托，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民权利的机构。缩小一点，就好比一个公司的财产是这个公司的，但这个公司的权益是股东的，公司就是一个经营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公司”的资产是中国的，但权益却是股东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

　　在本质上完成确权后，还得划分地方产权与中央产权；企业产权与政府产权；这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第二，政资分离。十多年前，国企改革曾提出“政企分开”。十多年过去，政企名义上分开了，但又出现了“政资合一”。

　　“政资合一”对中国经济发展危害巨大。计划经济时代政企不分是这个体制的典型特征之一，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政企分离，是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制之前提出的，公司制改制之后，就应当叫“政资分离”。

　　这十年，凡是没有在过去公司制改革中失去国有控股权的企业，由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实际上回到了政资不分的状态。虽然国有企业不归原有主管部门管理，但各级国资委取代了当年的主管部门。虽然企业自主经营，但人事、分配机制不能真正市场化，企业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化企业，效率比计划经济时期提高了，但其强势的市场地位，破坏了市场的公正性。不管怎样，有些政府是希望政资不分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资合一”就像毒品一样刺激着各级政府拼命地控制与增加财富、破坏着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滋生着巨大的腐败、降低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经营效率。

　　2013年政府换届后的十年若不解决“政资合一”的问题，就没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就会成为继续停留在口头上的语言。只有在彻底解决“政资合一”问题的基础上，才有机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如果能实现“政资分离”，国有资本改革就可以探讨了。国有是公有制的基础，公有制的核心是全民所有，但全民所有在实际分配上，并没有真正体现。因而，国有资本这个公共财富长期虚置，实际上政府成为公民的代理人在管理着、分配着国有资本，形成了“政资合一”的体制。这个执行机构就是财政部。财政部支配着全体公民的财富，非公有制资本代表着少数富裕阶层的人群，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靠什么力量和方法去实现呢？

本文摘自《中国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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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在国内第一次独创性的从“国家公司化”的假设，以作者几十年来在政府、国企、农村、海南、海外、资本市场等地方与各领域的大量亲历和案例，以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视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公司”在国有资本、民营企业、金融领域、对外投融资、海南特区、三农领域以及“公司文化”方面讲述了大量真实的故事；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思考；提出了大量的极富独创性的创意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