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新机会

　　凯恩斯主义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其政策主张与生俱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在实行凯恩斯主义但没有强大的劳资组织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前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此后还包括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极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在这些国家，各种工人组织都试图通过加薪来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收入损失。因为强大的工会组织能够预见工资上涨带来的可怕后果，所以它们会竭力协调工人的工资要求，避免因工人工资上涨带来物价上涨。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价格提高必然导致需求下降和该行业的工人失业。从原则上来说，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在察觉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时，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支出和（或）提高税收来消除通胀压力。但这样做意味着公共服务支出减少，暂时性失业增加（其目的在于避免通胀进一步的发展，因为通胀越严重，通胀崩溃后带来的萧条就越严重）。由于失业和削减公共支出带来的政治影响很大，所以政府消灭通胀于萌芽状态的行动通常“着手太晚，且力度太小”。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几次商品价格上涨的浪潮，特别是1973年和1978年的石油价格上涨，这凸显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致命缺陷。通货膨胀席卷西方发达国家，尽管这次通胀远没有20年代德国所经历的通胀那么严重，也不像后来拉美与非洲不同地区的通货膨胀，但仍被视为无法容忍。经济学家们劝说决策者放弃凯恩斯主义，采取更加强硬的监管模式。于是，充分就业让位于经济的平稳运行，不再是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政府与中央银行致力于稳定价格，在通货膨胀稍稍抬头时就给予严厉打击。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舆论观点是，市场与政府结伴而行的社会民主运动已经失败。事实上，政府干预市场会削弱市场的自动调节能力，也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因此具有巨大的风险，但是政府会愿意为了经济的平稳运行而得罪选民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新自由主义对此的最初反应是要求政府减少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范围，只关注物价水平。由于这种理论主张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调节价格，所以被称为“货币主义”。尽管人们曾经对如果信用卡充斥世界，那么现实货币的供应量能否调节消费需求，以及货币供应是否能真实地测度消费者可用流动性充满争议，但这些争议就像“货币主义”一样，在今天早已被遗忘。由于我们需要考察新自由主义随后盛行的30年里信用制度的发展情况，所以我们必须回顾“货币主义”的有关思想及当时出现的争议。如第5章所述，尽管信用制度疯狂扩张，新自由主义还是在上述论战中取得了实际的胜利。

　　货币主义和其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许多政府干预经济理论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1974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他的理论对手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前者是《自由经济秩序》（Ordoliberalismus）德文原著者之一，后者是现代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立人之一。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货币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弗里德曼的带领下，芝加哥大学成为世界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他利用诺贝尔奖带来的声誉，大肆宣传货币主义运动。在接下来的40多年时间里，共有6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中有9位是来自芝加哥大学坚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1973年，美国情报机构秘密支持奥古斯特·皮诺切特（Auguste Pinochet）在智利发动血腥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军政府上台后，皮诺切特残酷地打击异己，起用“芝加哥小子”——一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智利经济学家——来贯彻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对前政府的残余分子进行残酷镇压，在经济上打击一切反对力量，在智利开展了迄今为止最为彻底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货币政策领导者弗里德曼还曾奔赴智利访问，帮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军政府兜售他们的计划，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曾向成员国大肆推荐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始鼓吹自由市场理论。经合组织鼓励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服务业模仿私有企业的运作方式，即所谓的新公共管理，吸纳私人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即公私合营。就在同一时期，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援对象也从政府项目转为私人项目。

　　 1976年，英国的执政党工党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危机，正式放弃凯恩斯政策，并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接受后者的建议，宣布放弃充分就业作为一种直接政策目标。1979年，英国的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 撒切尔当选首相，放弃该党战后以来一直奉?的凯恩斯主义，即混合产权制度和慷慨的福利国家政策，转而主张货币主义、私有化、对富人减税及减少社会支出。次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实行更加强硬的减税、减少管制、减少社会支出等政策。接下来，许多国家纷纷取消对经济生活的规制，特别是取消对金融业的规制。

　　 我们曾见过许多前后矛盾的经济主张，其中一个特别自相矛盾的例子是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反垄断政策。美国的《反垄断法》曾鼓舞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无数信仰社会市场的学者，但在芝加哥解除规制经济学（Chicago deregulation economics）的影响下，美国法律不再认为自由竞争可以维持市场上的大量厂商，即不再认为自由竞争可以维持一个接近完美的市场，使消费者具有广泛的选择。相反，法官与经济学家开始用中小企业被破坏的程度和大型企业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来测度竞争的结果。他们一改过去对消费者选择的关注，开始像个大家长一样重视“消费者福利”。由于当时理论界正在就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展开激烈的争议(时至今天，学者们对“政府与市场”的冲突仍然津津乐道)，所以新自由主义这些深刻的变化大都没有引起注意。这些变化就是本书将要重点论述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考察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范围。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是，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商品或服务的供求，无须政府或其他力量的干预，就能实现最优的结果——虽然这种情况下市场难免受到寡头垄断企业定价与营销策略的影响。拿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来说，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本不该出手保护就业，因为工人的失业完全是由于工资要求太高而市场需求下降造成的。市场需求下降，工人失业就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仍然在业的工人不可能涨工资，因为失业工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水平回到劳动大军中去。劳动力市场就可以这样实现均衡。可惜的是，二战后需求管理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保护就业水平。在新自由主义看来，这个目标从长期来看只会弄巧成拙，因为它依赖于人为支持的、只会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市场需求。假如人们预期价格上涨，那么他们就会要求工资上涨，这样做必然加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严重的危机和失业。相反，假如政府不去干预经济生活，价格与工资就会自行调整，并从长期来看实现较高水平的就业。

　　 新自由主义对劳动力市场的批评并未止于需求管理政策的宏观层面，而是扩大到政府或工会为保护工人做出的种种努力，如关于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及职业保险的标准。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些标准并非产生于市场竞争，执行这些标准带来的成本将会推动价格上涨，减少市场需求和就业。因此新自由主义赞成打破劳动保护法，消除或减少社会保险给雇主带来的负担。新自由主义的这一主张在民主国家遇到相当大的麻烦，因为它所攻击的多项社会权利和保障都是深入人心的。直到1994年，经合组织才完全放弃对就业权利的保护［这反映在其《就业研究报告》(Jobs Study)中］。欧盟则坚持所谓的欧洲社会模式，实现竞争经济与强大社会权利之间的平衡，直到21世纪初才采取更加充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就在同一时期，经合组织已经开始评估高度灵活的劳工市场带来的不利结果，并对劳工安全的部分要素开始采取比较积极的措施。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者对干预劳动力市场平稳运行的工会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在他们看来，工会的存在从短期来看只会造成效率低下，从长期来看只会造成失业。但在民主社会，新自由主义不能宣布工会是非法组织，因为这样做将会涉及动用政府力量，这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相矛盾。新自由主义对工会的主张在许多国家引起较大的冲突，但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却可以让雇主随心所欲地选择是否设立工会。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政府保护某些行业或企业免受市场竞争的各种行为和措施。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政府对某些行业或企业的竞争保护通过国有化得以实现。这样的企业一方面利用市场，获得它们所需的资本品、原材料、劳动力和顾客，另一方面又依靠政府提供资金，所以它们受到完全的竞争保护。例如，如果它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超过市场水平，政府就会补贴它们的亏损。有时政府会让这样的企业保持投资不足的状态，因为作为唯一出资人的政府对盈利并不感兴趣，所以此时市场上会存在该种商品或服务的短缺。大多数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国有化的行业早已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它们的经营活动基本不会受到正常市场竞争的影响。这些行业通常属于，或者说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例如，电力行业、自来水或煤气供应业、广播电视业、铁路业等。

　　 新自由主义主张将这些企业或行业的资产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并尝试采用各种手段在这些行业中引入竞争。在有些行业（如电信业），技术进步使得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得以实现，而在有些行业（如铁路业），可采取分解业务，然后出售给竞争企业的模式——这种例子非常少，因为只有在特定线路可以展开竞争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业务分解。在别的行业，如自来水供应业，新自由主义政府主张采取私人垄断，没?竞争，也没有市场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对私人垄断实行一定的规制。

　　 如果政府并未拥有企业的产权，而是对私人企业提供不同形式的补贴和支持，则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是废除各种补贴与支持，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公平竞争。政府补贴私人企业的动机往往是培养特定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因此这种政策主要反映在政府签订的各种国际贸易协定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忠实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例如美国政府，有时也会将国家优势凌驾于自由贸易政策之上。新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是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因为该组织可以促进各种贸易协定的顺利实施。

　　 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攻击的最后一个目标是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与上面讨论的公共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例如，在德国和荷兰，邮政服务完全私有化和市场化，但医疗服务却是政府的工作重点。在美国，情况则完全相反。总的来说，“公共服务”（顾名思义）限于服务的提供而不是有形产品的生产。上面讨论的许多行业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都属国有，但它们成立之初却属私人所有。公共服务和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从目前来看，“公共服务”趋向于包括那些对生活机会至关重要的行业（如医疗、教育等），以及那些由集体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构成的行业（如国防和公共医疗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些行业一直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的目标，但却被证明是新自由主义难以攻破的坚冰。直到20世纪末期，在这些行业引入私人产权和（或）市场力量的种种措施才得以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疑是适合这些行业的。假如医疗、教育、安全等服务由市场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来提供（私人供应商为垄断厂商的除外，但现实生活中常常是这样），则这些服务的使用者就可以通过购买行为来表示他们的偏好。但如果这些服务由政府提供，消费者就可能（虽然并不必然如此）没有选择的余地，甚至被迫消费。尤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具有最大化配送效率和最小化配送成本的动机，政府管理人员却没有。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让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由于公共服务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难以实行完全的私有化，所以政府往往采取折中办法——把部分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再向这些企业购买服务。另一种折中形式是公私合伙制（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继续通过自己的雇员提供服务，但并不拥有基础设施，即设备和场所等。私人企业把基础设施出租给公共服务提供者，即政府，每年收取一定的租金。还有一种与公私合伙制相结合的形式是政府继续通过自己的雇员提供服务，但运营过程需像营利的私人企业一样。这些都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主张，核心是把服务的使用者视作市场上的顾客。

　　 上述一系列政策就这样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一般方法。这些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主要的例外是智利，因为智利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明显不属于民主国家。新加坡也常常被认为是接近新自由主义的理想模式，但新加坡也不属于民主社会，因为在新加坡，尽管公共福利实行私有化，劳工法律也比较宽松，但政府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方向却有着强大影响。在具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的民主国家，各种强大的理论力量通常必须相互妥协。例如，北欧国家的政府尽管已经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主张，特别是私有化，但它们仍继续实行广泛的福利国家政策，也仍然有强大的工会。使人惊奇的是，这两种潜在对立的力量实现了和平共存，而且竟然非常成功——这些国家仍然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创新，同时不断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鉴于本书最终将对新自由主义年代做出总的来说负面的评价，那么在本章初步论述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后，不妨先总结一下新自由主义的积极特征，这也是许多在政治上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士所一致认可的。对于那些批评新自由主义一般方法的批评家们而言，这就叫“试图倒掉新自由主义澡盆里的脏水时，别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新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如下：

　　首先， 新自由主义为政府主导的社会提供了一定的突破口，使那些已经习惯逆来顺受的普通人有了更多选择。这对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尤为重要。因为总的来说，政党和议会已逐渐被人消极地看作追逐政治利益的工具，而不再是代表大众利益的圣坛。

　　其次， 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大型复杂社会特有的政府行为集权化或孤立化的问题。对此需要说明的是，新自由主义并不总是把自己和地方敏感性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关心美国地方政府的施政问题，那是因为美国的历史和传统导致美国的联邦政府一般采取左倾立场，而州政府采取右倾立场，但美国也同时见证着大型企业对小型企业的胜利。英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英国自1979年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历届政府和理论家们都把地方政府和地方力量视作市场化过程中非市场干预力量的来源。因此，英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是中心主义者，这其中有深厚的、复杂的历史渊源。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最初崛起的时候，封建势力仍然集中在集权君主的手里。按照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要将政治和经济独立开来，则必须把曾经渗透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政治权力集中起来，放在一个不会妨碍市场自由运行的领域。即便是君主，也不能干预经济生活。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问题自动理解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问题。

　　 最后，我们必须回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灵活性上来。新自由主义显示出与其他思想体系和政治哲学强大的兼容性，这在北欧国家特别明显，在英国也具有一定的表现，总的来说在欧盟政策中也有体现。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能表现出这样的兼容性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多元社会所代表的多元化利益得到承认。人类活动一贯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一种思想可以提供所有问题的全部答案。即便某种思想在今天是正确的，它也可能不适合明天的意外挑战。有些强大的教条自认为自己具有无所不包的智慧，可以摧毁一切反对力量，最后却发现面临难以克服的挑战。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样。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曾表现出强大的自我倾向，但民主国家的生活现实迫使他们做出妥协。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悠久的历史传统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可以很好地适应现实的挑战，这对新自由主义未来可能的改变非常重要。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考察有关市场本质及市场缺陷的基本问题。在下一章，我们将进行更加抽象的分析，并使用一些多数读者可能不太熟悉，但对充分理解我们的议题至关重要的术语。

本文摘自《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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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政府应该最低限度地干预经济和减税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理念不断受到挑战，便形成了新的经济思想：政府，更确切地说是法律，对保证市场力量的有效运行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始终坚信：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类目标时，市场优先于政府。2008年金融危机对这一思想再次提出了挑战，人们在质疑新自由主义时，政府却加大了对无良银行的扶持力度，为什么？如何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间寻求良性的关系，作者建议引进第四种力量——公民社会。本书面对非专业读者，解答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银行要跑去找政府索求巨额的资金？为什么政府要接受它们的要求？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显见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