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谋政局的政治家

　　反复无常的政局

　　震灾两日后的3月13日，以及一周后的19日，我在CS电台中自己的节目（“大前研一时间”）上，分析了震灾及核电站的现状，并迅速对核电站事故的平息方案和震后复兴的道路作了论述。因为当时，不切实际的推测俯拾即是，为了向大家传递我中肯的观察结论，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我也上传了该节目。一个月内其收视率就达到了200万以上，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可能政府方面的人也看到了该节目，之后政府大部分的应对措施，也都是遵循我所提到的流程来实施的。

　　事实上，在震后不久，我与政府方面的人及政治家交谈的机会比较多。我曾经两次前往首相官邸，与菅直人首相交谈，也曾与支持菅直人内阁、担任政务官一职的议员以及民主党的干部、自民党的国会议员等会过面。

　　尽管我不能透露都与谁作了怎样的交谈，但是我可以明确地说，除菅直人首相之外，所有的人都提到了要如何将首相从掌握政权的位置上拉下来。

　　某位执政党的议员就震灾对策与我进行交谈时问道：“我不认为菅直人先生能够应对这次灾难。您怎么认为呢？”因为我对政局没有兴趣，所以提出忠告：“如果这个时候，政局变动的话，民主党就无法掌握政权了。”对方立刻回答：“那我们就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这件事。一日内结束，应该就可以了吧。”

　　菅直人首相的成功战略，暂时压制了党内的政变，又否决了在野党提出的不信任决议案。但是之后，“后菅时代”的政局也很混乱，以政局优先为宗旨的国会反倒扯了灾区复兴的后腿。

　　此时正值国民必须团结一致摆脱困境的国难时期，但举目望去却尽是些一心谋政局的政治家。

　　民主党凭借其向国民发表的政权公约，才实现了政权更替。宣言不单单是为了选举而制定的公约，而是与国民之间的契约。政权、政党有责任为实现契约而倾注心血。然而在如此紧要的宣言中，千回百转、大费周折才完成的核心公约，却只有免除高中学费与发放育儿补贴而已。其中关于育儿补贴，公约提出每月发放26 000日元，实际上也只勉强实现了一半。

　　民主党废除燃油税的暂定税率，放弃对普天间基地的县外搬迁，不去实施包括削减两成人事开支在内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年金制度改革，仅在限定的路段、时段内开展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计划，这些政策都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在群马县八场水坝的建设中止问题上，民主党也是乱作一团。鸠山由纪夫当权时，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已经明确表明中止建设，但继任的马渊澄夫又在发言中称，取消中止计划。

　　民主党大放厥词，称通过释放储备金或削减浪费性支出就完全可以凑齐实现宣言所需的钱款。之后，民主党进行了一系列的“事务分类运动”，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甚至受到了“事务分类人”的一番唇舌围攻。但即便这样，削减的额度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结果，要制定超过90兆日元的大型预算，就会导致每年产生30兆日元以上的国债赤字。

　　执政党提出，因为遭遇了震灾和核电站事故等不测的事故，所以要优先筹集复兴款项，重新制定育儿补贴及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等政策。宣言的预计完成期限是2013年。这一举动看上去就像是政府为了方便撤回已经支离破碎、不可收拾的宣言而巧立“复兴”的名目以搪塞视听。但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宣言仅仅是个“主意集锦”，经不起推敲，没有什么整合性，也没有考虑到钱款问题；如果在野党希望的话，他们也欣然同意对其进一步修正。总之，他们认为只要实施与自民党一般无二的政策就足够了。执政不过是如此轻松的事情罢了。

　　如此这般，我们已经完全感觉不到民主党执行宣言的使命感。复兴迫在眉睫，但是就连在电力供应紧张的8月份，他们也将应对措施的讨论束之高阁，所有人关心的只是怎样更换菅直人首相。或许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延长政权的寿命，如何建立一个保证己方主导权的 “联合政府”。归根结底，他们在一心谋政局。

　　可悲的是，在野党自民党也如出一辙。虽说对在野党而言，谋划政局，企图更换政权也属情理之中，但是利用民主党内“后菅时代”的情绪，轻易提出内阁不信任案，最终被大多数票否决，在野党对此事负有重大责任。

　　为什么政治家都在谋划政局？因为将政局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时候，最能吸引大众媒体的目光。媒体在报道政局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地博取民众的关注，而且可报道的新闻材料也会增加。政局上诞生一个新的内阁，发布新大臣的专刊就大概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总之，政局的更迭也为媒体所乐见。

　　在日本，大臣和实力派的政治家多被称为“××守护神”，这正是一些趋炎附势的记者所起的名字。日本的报纸和电台的政治部记者们，缺乏从国民的角度出发点评政策的能力，因此就琢磨着暂且依附于担任职务的政治家，来捡拾一些新闻。

　　政治家与趋炎附势的记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被依附的政治家得以出人头地，记者也会随之名声大噪。因此，每当诞生一位新大臣，就容易出现一对组合：希望宣传自己与前任不同的新大臣与批判前任、奉承新大臣的记者。

　　有时，记者也会在自己追随的政治家未能当选大臣或脱离党的职能部门时，为了使其重返重要职位，大肆报道其不当政时活跃的表现。也有的政治家操纵消息，利用自己一手提拔的记者，故意泄露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小泽一郎之所以一直处于政局的中心，就是因为依附于他的记者依然执迷不悟。

　　国民在阅读、理解新闻时，应当清楚如此报道的媒体与政治家之间存在的关系。若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新闻报道的内容，就大错特

　　错了。

　　英国广播公司就不存在趋炎附势的政治部记者。上次负责报道戈登·布朗的记者，这次则负责戴维·卡梅伦。他们总是对政治投以批判的目光，希望将政策的缺点或矛盾之处展现在国民眼前。政治家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本应如此。

　　在日本，新闻记者也曾经与政府、权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现如今，这样的卓识已经荡然无存了。如果能够在报社中一举成名，他们就会受到政府方面的赏识，进而被各种审议会的委员们拉拢。如果成为重大新闻的评论员，就可以出席三个，甚至四个审议会。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记者们退休之后也可以通过演讲或向杂志投稿来养家糊口，或许还可以成为某大学的教授。他们写报道是为了营生——也许如此想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行为了。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就不会对政府予以严厉的批评，也不会再揭露政府的不正当行为或存在的问题。尽管政府的问题或弊端是他们取材的来源，他们也十分清楚这些症状。

　　甚至，这些阿谀奉承的政治部记者更加助长了政治家钻营政局的行为。政治部的报道只关心“下一任是谁”的问题，这类内容占了报纸满满一页，乃至两页，而政治部出身的评论员会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并出现在电视上对政局进行解说。

　　由政治家和政治部的记者共同创造的政局反复无常，舆论逐渐失去了方向感和平衡感。就这样，日本的政治经济在近20年间，一直深陷泥潭，举步维艰。

　　政治家想要的只有“标语”

　　我自己曾经数次切身感受到，政治家对政策是如何漠不关心的。

　　我有一个坏毛病，每当被邀请，就会带着自己整理的资料去讲解我对政策的一些想法。我的态度很坚定，那就是只要有政治家可以撇开政党之分、一心只求日本更加进步，我就会欣然给予协助。因此，即使我明白自己大多时候都会无功而返，我依然坚持整理出一些只有要点、短小精悍的资料，并带去讲解。于是我每每都痛感到政治家想要的并不是什么政策，而是“标语”，是有震撼力的口号。

　　虽然我与政治家长期打交道，但在我表达完关于政策的见解之后，记住了其标语之外的内容的，也只有获得大勋位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在2003年11月众议院选举前夕，自民党的国家战略总部事务局曾委托我拟定一份自民党的宣言草案。当时正值小泉首相首次接受国政选举的洗礼，担任自民党国家战略总部事务总长的，是自2001年小泉政权执政以来，一直位居法务大臣之位的保冈兴治。

　　我写了足足32页的宣言草案，并呈交给事务局，但是小泉首相并没有看。原因是“太长了”。他要求我将其缩减为两页，于是我绞尽脑汁汇总了两页草案，再度呈交上去。但是，小泉首相也只是哗哗地翻看了一遍，就说“不予采用”，将它扔在了桌子上。“他知不知道我的厉害之处？是直觉！直觉！学问太多的人都反应迟钝。”

　　前法务大臣保冈兴治深感遗憾，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大前先生，对不起，实在很抱歉。”不过，大概因为这位政治家面对政局时展现了敏锐的反应力，所以才对政策的学习不屑一顾。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是类似的人物，是我最先向都知事提出“新银行东京”的想法的。

　　2001年，与都知事石原先生会餐的时候，我曾提及：“东京都一天的开支，有时候就会达到9兆日元，而在都市银行，连1 000万日元都无法得到保障。如今，大型银行接二连三地倒闭。在这样的形势下，依然把东京都的资金存放在都市银行，没有问题吗？”在当时的金融危机下，东京第一大都市银行——第一劝业银行（现在的瑞穗银行）的资产信用等级被评定为“如果没有外部援助，就有可能破产”。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如果不将东京都的资金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在紧要关头时，东京都就会停止运转。

　　为避免此事故的发生，我提议可以收购资产负债表健康的小型银行，或者创立只方便市民使用的、具备结算功能的银行，“由东京都来设立一家银行”。

　　当时该计划被命名为“大都会银行”。与石原都知事会餐的第二日，“石原都知事的大都市银行设立构想”就跃然出现在了报纸上。我深感佩服：不愧是都知事，如此快速地做出了决策。

　　之后成立了银行特别项目组，我作为志愿者，接受了指导特别项目组的任务。我当初的设想是，借用既有银行的支行这一形式，设立虚拟银行。对既有银行的支行，分配三位数的“支行号”。因为有“000”至“999”号，所以可以创立1 000家支行?但是实际存在的支行至多也不过200家。利用剩余的大批支行号，让日本所有的银行都准备设立“东京都支行”，然后将其作为虚拟银行加以利用。虚拟银行与既有银行的营业内容大相径庭，而且也不会对民营企业造成压力。

　　关于“大都市银行”的构想，我已经对石原都知事讲解到相当明了的程度。但是，他却说不太懂金融方面的事情，又将问题抛给了出纳长（当时的前副知事）大俊郎，出纳长也回答说：“呀，这个，我也不太……”

　　直到最后，石原都知事仍在纠结的问题就是“大型银行办不到的中小型企业援助”与“风险企业援助”。受银行惜贷影响，中小企业相继倒闭，也许正因此，政治家才将援助中小企业与风险企业视为重要课题。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种想法，但这应该是在新银行真正获取利润、有了余力之后再去处理的事情，在尚未赢利的时候就插手此事，显然会大伤元气。东京都本应对需要融资的中小型企业或风险企业进行严格审查，但我在东京都的官员当中，却没有发现善于作风险企业鉴定的人才。

　　我经营培养创业家的学校已经有10多年了，而且长年从事的工作也是对创业家进行分析。以我的经验来看，援助风险企业对大型企业而言也是一个难题。更何况我认为官员或政治家绝对没有这方面的“嗅觉”。除此以外，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是大型银行并不擅长的一个领域。

　　正因为政府和大型银行没有对中小型和风险企业进行援助，所以石原都知事强烈主张，无论如何也要办成这两件事。我是站在城市居民、纳税者的立场上，作为志愿者，无偿地接受了该项目的任务。但是最终，当事情发展到了以我的经验已经无能为力的阶段时，我就退出了该项目。

　　然后，就涌出一群可疑的人，纷纷叫嚣道：“既然大前不行，那就让我来做吧。”他们争执的结果就是在2005年，与我的提案相差甚远的“新银行东京”开业。新行有8家支行，一开始的营业内容与既有银行相差无几，整件事情的始末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经东京都议会与国会议员斡旋而得到的增资，以及大型银行的不良债权替代融资，眼看着就成为不轨之徒的囊中之物，结果使得赤字膨胀，仅3年的时间内，累计赤字就达到了1 000亿日元，最后“新银行东京”以破产而告终。如今，我正在委托东京都的同行们协助再建的工作，而且为避免再度破产，哪怕是外在形式，我也在尽力设法弥补。

　　在提出“大都市银行”构想的时候，我曾反复叮嘱石原都知事，必须由东京都自己来经营该银行。官员或者政治家不可能精通银行的经营。我确信如果由他们经营的话，一定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当时，在东京都职员中，具备从事银行业务工作经验的，只有从日本债券信用银行聘用的一名女职员。

　　石原都知事将“新银行东京”的破产责任推卸给了经营团队，但破产最大的原因无疑在于，石原固执地将自己的政治使命感寄托在了“设立东京都银行”这一标语上，一味地去推行中小型企业援助与风险企业援助。

本文摘自《日本的迷惘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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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到2002年，经历了“失去的10年”，但现在又有了“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的说法。日本的经济一直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虽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个改革非常困难。曾经大获成功的旧“日本模式”已经完全陈腐僵化。实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创造全新日本的时机已经到来！
　　本书作者大前研一作为亲历者，针对日本的新国家战略展开论述，对日本当前整个社会状况以及经济、国民生存现状进行了犀利的点评，并对日本政界实施的各项政策提出中肯的建议。举例翔实，说理清晰，分析透彻，写得很有分量。他警醒日本政府当局，真是应该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决心来进行彻底的变革了！
　　邻国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日本未来发展战略的重新思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索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