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学者拉里-萨默斯

　　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拉里·萨默斯一直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通常同时主持多个意义重大的研究项目，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1991年，萨默斯离开哈佛大学经济系，担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研究部部长。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为总统，萨默斯希望能够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然而，他没有接到这项任命，传闻说时任副总统阿尔·戈尔不同意任命萨默斯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很显然，戈尔不满意萨默斯对于环境问题的一些不明智的看法——萨默斯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签署的一份备忘录体现了他的这种态度，尽管这份备忘录不是由他起草的。这份备忘录认为发达国家将废料运往穷国，同时给予穷国大量货币作为补偿的方式对双方都有好处，这在经济推理上毫无缺点。

　　 尽管戈尔阻止总统任命萨默斯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与此背道而驰，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第一件事是1993年萨默斯被任命为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尽管那时财政部副部长的职位似乎没有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更有吸引力，但是由于萨默斯的杰出业绩，1999年他被提升为财政部部长。因此，戈尔在不经意间促成了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事实——虽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具有更加敏锐的观察力，但是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经济学教育。

　　 第二件关于戈尔的事发生在2001年萨默斯当选为哈佛大学校长时。当时戈尔也是校长的候选人之一，但是在选举过程中落选了。实际上，可以引用2000年12月学术委员会主席卢卡斯·斯通（RobertStone）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对戈尔的评论来评价这件事，他说：“我们会把他列入候选人名单，我们也会认真考虑是否任命他为校长。但是我十分怀疑他能否得到这项任命,他在学术界和知识界毫无影响力。”

　　 可以用萨默斯几年前对我说过的一番话概括他对经济政策的看法，他说：“如果我对经济学的看法和你相同，我就得另谋职业。”他的意思是如果自由市场总是运行良好，政府不需要干预经济，那么他会觉得经济学研究是一种乏味的职业。幸好，萨默斯一直认为政府的积极干预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这一信念的信仰程度也在不断减弱。

　　 他认为经济政策和市场调节都很重要，而且自由市场常常不能保证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所以，萨默斯相信经济政策是政策制定者影响个人选择的有效方式，无论是利率政策、环境政策，还是工作和工资政策，都能影响个人选择。他还认为金融市场特别容易出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噪声交易、非理性繁荣和不时会破灭的经济泡沫。因此，萨默斯支持政府对金融市场加大管制力度，在他离开财政部时他甚至一度赞成对证券营业额征收高额税。

　　 在财政方面，萨默斯属于保守主义者，他赞成实行有利于增加国民储蓄和提高生产效率的财政预算政策。于是，他支持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建立社会保障计划，肯定个人账户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他担任财政部部长时，他对个人账户的支持力度似乎有所减弱）。萨默斯——我不无遗憾地说——坚决反对共和党派十分赞同的全面减税措施。我认为他反对减税的立场是错误的，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我将阐述萨默斯反对减税的原因。

　　 萨默斯赞成征收资本税。经济学家将资本税定义为对资本物品或其他由于以前做出的决定而生产的产品所征收的税。因为以前做出的决定不能被收回，所以此类税收不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萨默斯倾向于实行投资税收减免——对新生资本进行补贴，而不赞成降低公司税率，原因是降低公司税率的政策将导致对以前资本和新生资本的待遇相同。资本税的问题在于，当公司和家庭预期到政府实行资本税时，资本税就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可以用遗产税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已故的人很难改变以前的决定以达到避税的目的，但是当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了遗产税，并相应地改变一生的储蓄计划和遗产计划时，高遗产税率就不起作用了（本书的第四部分将详细讨论税收问题）。

　　 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萨默斯积极地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发行指数化证券和新美分，不干预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货币政策。但是有一点让人纳闷：自从1995年萨默斯帮助墨西哥摆脱债务危机开始，他一直对解决国际债务危机问题持赞成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不合时宜地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国际债务危机问题；后来，东亚、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相继出现了经济问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心甘情愿地不再插手国际债务危机问题。我认为，萨默斯解决国际债务危机远远不如为拉丁美洲国家实行美元化提供暂时合理的援助重要。我的意思是，如果拉丁美洲完全实现美元化，它们就能免遭不久前经历的外汇危机。

　　 现在萨默斯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校长[ 拉里·萨默斯后于2006年2月宣布辞职。——编者注]。哈佛大学的校长任命书上还有一条有趣的说明，就是校长必须同时担任某个系的教授。于是，无需长时间的讨论或深思熟虑，经济系就再次聘任他为经济学教授。或许哪天我们能请他给学生们开设一门新课程。

　　 我不能肯定萨默斯会给哈佛大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敢肯定他不但能为学校筹到大量的款项，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会做得很出色。这一切都令人振奋，我很高兴我将在哈佛大学等待这一切的到来。我只是希望萨默斯不要让我加入太多的学校委员会。

第8章 业余经济学家、摇滚歌星——博诺

　　 我的同事杰夫·萨克斯喜欢参与有趣的事情，但是1999年夏天当他的秘书打电话邀请我与他和摇滚组合U2的主唱博诺共进午餐时，我还是很吃惊。博诺希望和我讨论“Jubilee 2000”的活动，这场全球性的活动旨在取消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国际债务。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应该拒绝与他们共进午餐，但是后来我决定与我的女儿莉萨讨论一下这件事，她对摇滚歌星们颇有研究。她说：“爸爸，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我最终还是要感谢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父亲给我带来的额外收益。当然，你必须去。”由于我从不放过可以给孩子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于是我接受了邀请。

　　 在共进午餐时，我跟他们说，我不可能成为“Jubilee 2000”的支持者，但是有些左翼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支持这个活动。博诺说这正是他想和我交谈的理由，他想看一下能否劝说思想坚定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承认这场活动的正确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对20世纪80年代的生存救助计划等其他全球福利计划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只想推行债务减免，以此作为促进债务减免国实施正确经济政策的途径。他甚至说，债务减免是有条件的，条件是债务减免国承诺将减免的债务用于可监督的生产性投资。

　　 听到摇滚歌星说出这样的观点令我十分震惊。然而，我还是理由充分地反驳道，债务减免国的承诺是无法兑现的，并且在促进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债务减免根本排不到前十位。运行良好的法制制度、市场的培育、对教育和健康的有效投资、宏观经济的稳定等措施更有利于促进穷国经济增长。我提到了一句歌词：“不付出代价就获得财富”（来自“恐怖海峡”乐队的一首歌曲），并说一个国家不付出任何代价而获得资源的种种方式都可以用这句话进行概括。这些方式包括债务减免、拖欠债务、外国援助，甚至是接受诸如石油之类的自然资源的捐助等。所有接受免费资源的例子都表明这种方式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我还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获得了按期还债和履行其他合同的好名声，将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

　　 博诺同意国家按期还债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商业合同引发的债务。但是，他和萨克斯一致认为，非洲和其他穷国的大部分债务来自于世界银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债权国，正是由于这些组织和国家在这些穷国推行了那些考虑不周的方案，才造成它们负债累累。其中许多贷款是为了收买当权者，而当权者又将这部分资金转化为个人所得。他们指出，债务国根本无法偿还这些债务，而且过重的债务利息阻止了债务国在国际上获得新的有效投资。博诺说，“Jubilee 2000”的根本思想是只进行一次这样的债务减免，因此不会助长这些国家借了新债也不还的风气（对此我有点担心，因为圣经上说每隔50年就有一次大赦年）。

　　 萨克斯本能地比我更同情“Jubilee 2000”，因为他从来不认为拖欠债务对一个国家的名声有多大损害。虽然他们未能说服我支持这项活动，但是萨克斯的一番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不应该从借款人的角度评价债务减免，认为他们获得了免费的资源，而是应该从贷款人的角度评价债务减免。应当要求贷款人列出在发放给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中哪些真正具有市场价值，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应当这样做。这种要求或许能促使国际组织未来根据经济状况发放贷款，并将款项贷给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

　　 午餐结束时，我仍然认为促进穷国经济增长的前十项政策中不包括债务减免，但是我听到的这些观点比我预料的要好。因此，当时我很高兴为“Jubilee 2000”拘谨地欢呼了两声。

　　 回想起来，两声欢呼也太多了。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曾经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难以理解的增长探索》（The Elusive Questfor Growth）中充分论述了穷国的高额外债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而且债务减免措施既不是新举措也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他说：“穷国负有高额外债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它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两个城市拖欠提洛神庙的债务，到1827年墨西哥独立后拖欠第一笔对外借款，甚至到1997年海地的外债与出口的比例达到484%。”

　　 尽管债务拖欠问题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Jubilee 2000”的组织者们仍然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具有创新意义，并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解决债务拖欠问题。然而，伊斯特利说：“只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Jubilee 2000’的组织者博诺、萨克斯和教皇没有认识到债务减免并不是一个新政策……20多年来我们已经不断地进行债务减免，但是却没有取得‘Jubilee 2000’承诺的结果。”然后，他阐述了历史上债务减免国家在减免债务以后的主要反应：它们继续借新债，大多数的新债被腐败的政府用来投资于毫无获利能力的项目。没有证据表明，债务减免能帮助穷国达到博诺和他的同伴们预期的目标。所以人们凭什么希望新的债务减免措施会获得更好的结果呢？

　　 尽管博诺的政策建议存在上述一些疑虑，但是1999年夏天我们共进午餐后的那段时期无疑是博诺在许多方面取得辉煌成功的阶段。他发起的活动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教皇（据说他还试戴过博诺那副人人皆知的太阳镜）。博诺成功地说服了众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同意他的观点，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就是其中一位，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更令人惊讶的是，博诺不但说服了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成功地说服了一些保守主义者，其中包括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2001年6月他在华盛顿设宴招待了博诺。游说活动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0年11月就签署了减免43 500万美元债务的协定。而且，尽管博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四处游说政治家们上了，U2组合在经历了90年代的创作枯竭期以后，又于2000年推出了十分畅销的专辑《所有你无法抛弃的东西》（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

　　 2001年6月，博诺的“崇高之旅”途经波士顿，他顺便参加了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并发表了“毕业纪念日”演说（在这次典礼上他被授予2001级荣誉学员称号）。此外，博诺、萨克斯和萨默斯都在庆祝肯尼迪政治学院国际发展中心第一届毕业班的餐会上发表了演说，国际发展中心还授予博诺荣誉硕士学位。博诺感谢萨克斯在债务减免活动中一直大力支持他，同时感谢萨默斯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并成为债务减免的支持者。在 “毕业纪念日”的演说中，博诺引用克林顿在2000年11月庆祝签署债务减免协定演说中的一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萨默斯部长走上前来对我说，刚刚一个穿牛仔裤和T恤衫的小伙子来见我，他只有名字却没有姓，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小伙子相当聪明。你们知道他吗？……因此博诺提高了包括拉里·萨默斯和杰西·赫尔姆斯在内的每一位美国政治家的文化意识，这也为美国的现代音乐欣赏带来了一大好处。”博诺用这段话评价萨默斯，认为他受到了文化艺术上的挑战。

　　 在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餐会上，博诺要求再次与我会谈，这令我很吃惊，但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知道借这次波士顿之旅的机会他将拜见各界名人。听完精彩的演唱会，我发现连我也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充分欣赏这样的演唱会了。之后我们在他的旅馆套间中相聚。即使刚刚进行了3个小时的紧张演出，博诺还是马上开始与我讨论他的新使命——阻止非洲的艾滋病蔓延。U2组合的领衔吉他手“刀刃”（TheEdge）与博诺一样说话中肯、善于思考，他也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讨论。

　　 博诺说，他想把发达国家对穷国的医疗救助和扩大国际贸易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此外，与上次我们谈论债务减免问题一样，他希望反对他这一想法的保守主义者能够理解并支持他的想法（我的女儿莉萨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谈，她已经26岁了，但仍是U2组合的忠实歌迷。她后来说她简直不能相信杰出的歌星博诺会像她的父亲一样。在她看来，我适合进行冷静的思考，而博诺却不适合）。

　　 在波士顿的讨论和后来的电子邮件中，我都承认非洲的艾滋病蔓延危害严重，但是我对博诺制定的计划是否有效仍存有疑问。诚然，迫于国际压力，大制药公司愿意以低成本生产并出售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制药公司的生产意愿可能来自于各国的政策，诸如巴西等国家取消了治疗艾滋病等疾病的药物专利权，但这种政策实际上促使制药公司相互盗用知识产权。姑且不评价这种政策是否道德，强行取消制药业的盈利能力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只有追求利润的公司才会去研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或疫苗。巴西政府可能不会因为盗用药品专利而受到惩罚（因为巴西只是世界药品市场的一小部分），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保证药品发明者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才能保证有更多更好的药品不断推陈出新。

　　 另一个问题是目前的艾滋病治疗需要严格的日常护理，在低收入国家日常护理的有效性则难以得到保证。此外，部分治疗会使病菌由于抵抗治疗而扩大蔓延范围，因此部分治疗弊大于利。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够，人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治疗会延长患者的寿命，但由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因此实际上这还会使艾滋病加剧蔓延。

　　 此外，我还提到了提供治疗麻疹和疟疾的医疗救助——事实上只需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或许会更有效。比起拯救艾滋病人的生命，拯救麻疹和疟疾病人的生命所花费的费用要低得多。然而，为了肯定他们的想法具有积极的一面，我指出这种扩大国际贸易的想法是好的，将这种正统的经济观念与扩大医疗救助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政治敏锐性。

　　 因为我很尊敬博诺，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债务减免会促进经济增长，对艾滋病的医疗救助会拯救非洲艾滋病人的生命；但是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却让我不能相信这一切。我在想，如果博诺运用他的游说才能去推行真正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经典自由主义思想，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我希望一个国家能够拥有产权、法制、自由市场和小政府。如果这个国家还能对教育和健康进行投资，我会更加高兴。当然这只是一个梦想。顺便说一句，波士顿的演唱会的确很精彩。

本文摘自《不再神圣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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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J·巴罗，他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只限于应用在宏观经济问题和相关政策方面上，于是他将经济学从圣坛上拉下，依据经典经济学理论剖析了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及行为；许多经济学神话在作者犀利而深刻的分析之下，被渐次剥去了神圣的外衣。书中既对社会、政治等问题进行了举轻若重的分析，也运用市场经济理念对宏观经济趋势及相关经济政策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述。正如评论者所言：罗伯特·巴罗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