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无效率：穷人吃得太多

　　1997年，亚洲多个国家遭遇了一场金融危机。危机始于外国投资者减缓他们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步伐的时候。货币投机者明白，由于资金流入减少，当地货币的价值将会下降，于是他们就把所持有的当地货币换成了美元。这导致当地居民担心他们自己的储蓄的价值，于是他们也开始将他们的本地货币转换成正日益快速消失的美元。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最终结果，就是美元的价值上升。

　　关于外国投资者为什么突然之间对亚洲经济体持续增长的能力失去信心，这并没有什么较好的解释。解释了大萧条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认为投资者的情绪是解释不了的。他把这种情绪摇摆归结于一种不可预知的“动物精神”。不论是否存在合理的解释，事实仍然是美元的价值上升了，这意味着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进口品价格立刻上涨了。

　　印度尼西亚遭受危机的打击尤大，因为它严重依赖于食品进口：印度尼西亚的全部小麦、三分之一的糖类及十分之一的大米都是进口的。1印度尼西亚政府当时对食品价格给予了补贴，但尽管有这些补贴，食品价格仍大幅上涨，以致与食品有关的骚乱席卷全国，仅首都雅加达就有500人死于骚乱。为了使老百姓有饭吃，印度尼西亚需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得到一笔贷款。

　　印度尼西亚政府传统上对食品价格给予补贴的做法不太为IMF经济学家所接受。正如下面将解释的，食品补贴会妨碍帕累托效率。所以，在骚乱肆虐期间，IMF在时任美国商务部长拉里·萨默斯的支持下，要求印度尼西亚取消食品补贴，以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作为接受贷款的条件。克林顿总统甚至从空军一号飞机上打电话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要求他按照IMF的要求做。苏哈托总统照做了。

　　与租金控制没有帕累托效率的理由一样，食品补贴可能也是帕累托无效的：使穷人有机会获得他们原本买不起的物品。下面的表3.1显示了当一户贫穷家庭的收入为20美元时其对食品的心理价位。头两个单位的食品为生存所必需。如果食品价格为20美元/单位，则该家庭将购买一个单位，如果食品价格为10美元/单位，它将购买两个单位。我们假定世界市场的食品价格为20美元/单位，且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支付的价格。印尼政府以5美元/单位的价格向国民出售食品，即提供了15美元/单位的补贴。在获得了头两个单位即生存所必需的单位之后，第三个单位是可选的，倘若存在那个特定的补贴，该家庭的确有对这个单位以及所有额外个单位的心理价位。

　　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若没有价格补贴，该贫穷家庭将支付20美元购买一个单位的食品，然后忍饥挨饿。由于有补贴，他会购买3个单位。该家庭得自第三个单位的消费者剩余是1美元，然而这是政府花费15美元产生的。这意味着补贴产生了一种帕累托无效的资源分配。理论上，政府可以取消对第三个单位的补贴，作为替代，给该贫穷家庭2美元现金；以这种方式操作，该贫穷家庭因而只会消费两个单位的食品，并获益1美元，纳税人则获益13美元，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在实践中，只对一户家庭所购买的若干单位中的一个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如果对全部单位的补贴均取消，并给予该家庭42美元的现金转移，情况将与上面一样：该家庭由于这笔转移支付将比补贴情况下获益1美元，纳税人将获益13美元（因为对三个单位的补贴为45美元）。

　　虽然在我们的例子中食品补贴是帕累托无效的，但这个结果只对一个足以维生的家庭适用。我们考虑一个只有10美元收入的家庭。由于食品补贴，该家庭购买了两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帕累托改进的，因为削减食品消费将导致营养不良，补贴因而是帕累托无效的。

　　食品补贴在贫穷国家所以能获得强大的支持，是因为它们能使数量庞大的人群受益（富人未受益于此，因为他们通过纳税支付了补贴）。然而，在正常情况下，若补贴被取消，受益者中唯有最穷者才有资格获得补偿。因为最穷的国民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对所有需要补贴的人都进行补偿很少实行。因此，取消食品补贴的结果往往是有人吃不饱饭。所以，印度尼西亚因取消食品补贴导致骚乱，这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当时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把印度尼西亚的骚乱称为“IMF骚乱”。“当一个国家陷入衰退并一蹶不振时，”斯蒂格利茨告诉《观察家报》，“IMF就会乘虚而入，榨干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滴血。他们煽风点火，火上浇油，直到整个大锅最后爆毁。”在《观察家报》所获得的IMF秘密文件中，IMF的负责人透露，他们实际上希望人们用“社会动荡”来回应他们将实施的政策，而且他们决定用“政治决心”来应对这些骚乱。

本文摘自《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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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叙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鼻祖和先驱)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曾指导人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为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还指出了以维弗雷多·帕累托和约翰·克拉克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何时以及如何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学传统，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别有用心地把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效率定义(早期版本的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变，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地将古典经济学理论指明的方向一举扭转，把经济学变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伪科学”，从而导致世上出现小部分人“朱门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