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立法保护投资自由

　　2003年10月，河北企业家孙大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当时法学界、经济学界、新闻界不谴责孙大午，反而对其同情有加。2009年12月，年轻的浙江商人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辩护律师却给吴英作无罪辩护，社会各界也纷纷声缓吴英，此案又引起很大争议。这两宗罪表面上看起来是融资法律问题，实质上是中国国民的投资自由问题。
　　消费自由、投资自由一个都不能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离凭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制度渐行渐远，粮票、布票等票证成了收藏品，凭单位证明、处级以上干部才能坐飞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相比计划经济年代，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的中国老百姓拥有了消费自由。
　　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消费自由，在30多年前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消费自由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需要巨大进步的还有投资自由。只要国有企业垄断着一些产业，老百姓和民营企业不能向铁路、金融、能源、电信等垄断行业自由投资，国民就算不上有投资自由。中国的投资自由度在世界排名第146位。
　　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越自由，人均GDP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经济越有活力，国民越幸福。投资自由是经济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重大战略问题，又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投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投资自由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消费自由。
　　投资自由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一，投资自由有助于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实现企业间自由竞争，平抑被垄断国企推高的物价，缓解中央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二，投资自由能够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追求长期利润，远离房地产、艺术品、红酒等资产泡沫，将炒作经济变为务实经济，将投机行为变成投资行为。
　　第三，投资自由有助于防范民间资本无端流入境外，防止形成投资移民潮。国内有了投资自由，当美联储加息时，民间资本和热钱就不至于大量流向美国，避免中国发生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的风险。
　　第四，投资自由可以提高投资效率，限制政府部门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防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加呆账和坏账，促进中国经济内涵式增长，实现科学发展。
　　第五，投资自由能增加就业量和就业率，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老百姓有钱了，就会购买产品和服务，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纠正过多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六，投资自由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应当依靠核心竞争力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不是仅仅依赖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进入世界五百强。
　　第七，投资自由能使老百姓得到实惠，有利于改善民生，扩大中产阶级比例，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民富国强，让中国社会进入持久的稳定和真正的和谐状态。
　　第八，投资自由不会导致中国的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出问题。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像中国一样控制国有企业，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并没有被民营企业或外国资本不当控制和利用。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垄断国防工业、铁路、金融等行业的现象，但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没有被其他国家掌握。
　　立法促进民间投资，执法限制政府投资
　　虽然投资在市场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中国目前没有一部关于投资的成文法律。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仍然存在着投资法律空白。
　　于是，中国投资市场上存在着“三等两样”的不公平现象：国有资本投资的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境外资本投资的三资企业，在政策上享有“超国民待遇”；民间资本投资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融资、税收等方面困难重重，显得低人一等。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几年以来，这个被称为“非公36条”的行政法规，在推动“民进国退”时收效甚微，“国进民退”的例子反而比比皆是。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让老百姓拥有劳动收入以外的财产性收入，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这必然会涉及投资。
　　2010年5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间投资36条”实施已满1年之际，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表示，铁路、金融、能源、市政公用事业等四个领域民间投资进入缓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认为，“民间投资36条”落实情况比“非公36条”落实情况更差。
　　如何突破民间资本在进入垄断领域时遇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①[① “玻璃门”指看得见，没有显性障碍，但却无法进入，强行进入会碰到头，其反映了民营资本的投资准入问题；“弹簧门”指进门之后，一不小心就被弹出来了，其折射出民营资本或民营企业被挤出来的问题。“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经济地位上不平等。
　　]？第一，既然国务院的“非公36条”和“民间投资36条”，有“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现象发生，就应当为投资自由立法。法律能够给国民和资本更确定的投资预期，国有企业总不至于敢明目张胆地违法阻挠民间投资。现在到了为投资自由立法的最佳时候，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够制定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投资促进法”，并尽快将其颁布施行，就会从根本上保障投资自由，让彷徨不安的民间资本在中国大地上扎根。
　　第二，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执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限制政府投资，禁止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排挤和阻碍民间投资。《预算法》第十九条规定，国有资产收益应当纳入预算收入，经济建设支出应当纳入预算支出。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国有资本投资应当纳入预算并接受人大监督，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做，国有投资没有执行《预算法》的规定，自己另搞一套。加大《预算法》的执行力度和人大监督，应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第三，“民间投资促进法”出台后，再由地方人大或政府部门制定和推行“民间投资促进法”的实施细则，鼓励民间投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中国国民一旦享有投资自由，投资市场就会产生更多合法的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积蓄的民间资本之水被疏导至合法的投资出路，自然不会流向非法的投资去处，也就用不着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堵塞民间资本之水。

本文摘自《现代人最需要的财经法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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