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如华：软件王朝的谜样骗局（2）

    虽然，在市场没有形成的时代，机会要更多一些，暴富也容易一些，但是失败甚至惨败的几率也要高一些。市场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过程中，可能一切因为规范而变得不那么肆意，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健全的环境，我们可以在健全环境中得以理性思考与成长。

    醍醐灌顶：做实业不如炒概念

    应该说，在当年，唯一可以与宋如华比肩的是深圳华为公司的任正非。由于华为抓住了中国电信市场复苏的机遇，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宋如华远远没有华为公司的任正非那么幸运，当然更没有任正非的那份执著。当命运对宋如华绽开第一缕微笑之后，突然又猛地沉下脸来。

    正当托普在计税软件市场上如鱼得水之际，中关村的大公司们如梦方醒，纷纷踏入这个行业。由此导致国家税务总局于1996年春以当前的计税软件标准不统一而进行限制，并启动国家统一的“金穗工程”。

    此令一出，托普顿时陷入困境。仅半年时间，托普公司的全国业务尽数萎缩，10多个省级办事处分崩离析。

    就这样，毫无政府背景与资源可言的托普被灰溜溜地赶出了一个由他们率先启蒙的市场。

    于是，宋如华开始重新游猎，并在一次印度考察中，获得了搞一个“西部软件园”的创意。

    宋如华认为，中国的计算机软件产业正处在喷发的前夜，预计到2000年前后，全国电子信息市场将达1万亿元人民币，将有无数的软件企业诞生。借鉴印度的经验，完全有必要建设一个软件工业园区，以起到集约研发和孵化器的作用。当时，东大阿尔派已经在沈阳开办了一个类似的园区，受到政府的欢迎。

    凭借巧舌如簧的才华，宋如华在“大跃进”时闻名全国“卫星公社”郫县红光镇选中了一片100亩大小的菜花田，竖起一块“西部软件园”的大木牌子。

    当一次“西部软件园”的新闻发布会召开后，可能连宋如华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创意竟受到当时政府的如此青睐。

    当时，全国各省市正掀起一个信息化建设的高潮，四川省将信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第一产业”，宋如华的“西部软件园”甫一宣布，地方政府一下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就在宋如华把木牌竖在菜花田里两个月后，“西部软件园”就被列为全国四大“首批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之一，虽然当时的托普还拿不出任何像样一点儿的投资规划和建设蓝图。

    “我们被政府追着往前跑，大胆透支，及时补证。” 宋如华的这段话或许能够披露托普当时的状态。

    接着，托普成为四川省政府宣布的35家重点扶植企业之一，宋如华本人则被评为该年度的“四川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西部软件园”概念让宋如华和他的托普飞了起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托普成为中国西部名头最响亮的高科技企业，各项扶持政策、税收优惠和社会荣誉接踵而至。

    此时的宋如华突然发现，辛辛苦苦做好一个产品，不如在某个夜晚喊出一个新概念，财富的聚与散往往随着大势的摇摆而动，这就是当时中国最为诡异的商业游戏规则。

    当然，宋如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真正建设“西部软件园”，他只不过是希望将上述冠冕堂皇的理由当作一个概念进行炒作，并从中进行获得赚钱的一种投机罢了。

    因此，当1997年6月四川省主要领导考察托普，宋如华提出希望有机会上市，并大大地描述了上市后的辉煌。

    当时的中国，上市公司主要是效益并不好的国营企业，而政府在其中就有很大的主导权，因此在省领导的牵线搭桥下，托普很快获得了四川长征的“壳资源”。

    虽然，托普收购四川长征时，这个壳资源已经失去了配股的资格，但是这并不影响宋如华上演一幕高潮迭起、充满了血腥气息的资本大戏。此时的宋如华对获得上市公司的理解就是这是一个足金百分百的炒作题材，而他能够从炒作中赚到大钱。

    自此，宋如华进入了另外一个角色——资本大玩家。

    托普入主四川长征后，就立刻受到市场的瞩目，被认定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借壳上市”第一例，宋如华更不断提出新概念，如“托普将进入国家100强企业之列、成为中国三大软件研发基地之一”、“中国信息产业第一股”等。

    就这样，在股市庄家和传媒的推波助澜下，一家奄奄一息的机床工厂顿时被披上了一件金光灿灿的“高科技外衣”，让人不可逼视。宋如华更是组建了证券部，直接进行操盘。

    在宋如华的翻云覆雨之下，四川长征股价一日三涨，扶摇直上，在宣布收购的1997年12月，川长征的股价为每股6元上下，到第二年的4月13日，股价已创下24?58元的历史新高，涨幅达400％，市盈率近1900倍。宋如华更是豪迈地宣布：“我们今年赚了2个亿。”

    智维律师评析:

    宋如华的托普公司“收获”四川长征“壳资源”，可谓是“意外”收获，至于其如何获得的，一方面是人际关系原因，另一方面就是“概念”的炒作。当宋如华给外界“画饼”的同时，他也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画了一张虚幻的“饼”，并且认为这就是企业的真谛。其实，所谓成功之时正是败像显现之时，对于宋如华和他的托普而言，只不过显现的晚一点罢了。

    跑马圈地：只为套取资金和项目

    就某种意义而言，“西部软件园”其实是一个商业地产项目：通过产业基地的打造，把众多高科技企业吸引到一起，以实现集约效益，体现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效应。作为园区的投资商和管理者，托普的长远效益非常可期。

    托普之所以被资本市场追捧，其实也是看好它的模式优越，而这种商业模式在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模式。

    事实上，1997年的宋如华完全可以依靠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资本市场的信赖，把“西部软件园”这个项目落到实处，真正地引进一些高科技公司，或许真有可能建成中国西部的一个“硅谷”。

    虽然，宋如华在表面上似乎也朝着人们的期望前行，如红光镇的那块菜花田上，也盖起了软件工厂、别墅群、对外学术交流中心以及用于接待的高级宾馆，也组建成都西部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引入，让其以无形资产入股的方式成为第二大股东，但是，他的宏大建设工程却到此就止步了，而是施展出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扩张行动。

    可能，这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依然脱离不了投机的藩篱。对于已经在概念狂热和资本炒作中难以自拔的宋如华来说，将一家又一家科技企业引到园区中来，静下心来把“西部软件园”一砖一瓦地建设好，实在是一件“煎熬”的事情。

    很显然，他是另有目的，他希望把尚未建成的“软件园效应”数十倍、上百倍地放大，借助“西部软件园”的轰动性效应，把软件园模式“复制”到全中国去。

    今天看起来或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那个政府机构好大喜功的特殊年代，宋如华所推销“软件园模式”居然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

    1999年8月，托普宣布投资1亿元，在鞍山修建东北软件园；

    1999年9月，宋如华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市落下第二枚棋子；

本文摘自《中国福布斯落马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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