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体制的宠儿还是体制的弃儿（2）

起初，金杯汽车拥有沈阳汽车60％的股权，华博拥有25％，另一合作方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公司”）拥有15％的股权。华博随后收购了海南公司的股权，最终沈阳汽车的股权结构变为6∶4，即金杯汽车控股60％，华博持股40％。

为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从而把企业做大做强，沈阳汽车积极准备在纽约证交所上市。仰融先以华博为出资人在百慕大成立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中国”），并计划以此作为沈阳汽车在纽交所上市的融资平台，之后，将华博持有的沈阳汽车4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华晨中国。同时，金杯汽车也将其持有的沈阳汽车11％的股权转让给华晨中国，至此，华晨中国拥有沈阳汽车51％的股权。

作为转让11％股权的对价，金杯汽车又得到了华晨中国21?57％的股份，使华博在华晨中国的持股数量减至78?43%。

在美国筹备上市的过程中，仰融接到中国政府高层官员通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最好能是一家中国本土企业，而非百慕大公司或香港私人企业。如此，上市成功，将成为新中国50年来首家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仰融理解政府的心情。于是，1992年5月，由华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院及另外几家中国政府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华晨中国出资100万元，中国人民银行投入10万元。作为一家非政府组织，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尚明担任基金会主席，仰融出任副主席。

1992年9月，华博将其持有的华晨中国股份全部转让与基金会。但又同时约定：基金会为华博托管股份，事实上是华博的被指定人，仰融全权管理、控制和支配基金会在华晨中国的股份。被转让的华晨中国的股份以基金会的名义持有。

表面上看，似乎合情合理，殊不知，风险由此预埋。

智维律师评析:

应该说，最初的华晨的股权是十分清晰的，仰融是当然的间接股东之一。但是，因为仰融对股权设置中的法律风险的轻视，导致本来清晰的股权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仰融日后发生的所有灾难都源于此。

无限荣光：梦想变成美好的现实

1992年7月，沈阳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但更为重要的还在后面。

1992年10月9日，中共“十四大”召开前的3天，仰融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公司在纽交所成功上市。消息一出，震惊海内外。当时，别说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就连“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都没有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而在那个时候，中国连证监会都还没有成立呢！

由于华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家在纽约挂牌上市的公司”，美国知名学府哈佛大学还把华晨中国的上市招股说明书列为经典案例编入教材。

华晨中国在纽交所成功上市后，融得资金7200万美元。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仰融就面临着各方人士“非法上市”的指控，说仰融“来路不明”者有之，称仰融“金融投机家”者亦有之、骂仰融“侵吞国有资产”者也有之……

当然，作为资本大腕，仰融显然不会理会上述言论和看法，他在汽车领域大举进军的同时，并没有耽搁其在资本市场的翻云覆雨。

1999年3月19日，通过一系列运作，仰融以珠海华晨控股的名字，成功入主沪市上市公司申华实业。仰融接任申华实业董事长。不久，申华实业更名为上海华晨集团。华晨系的第二家上市公司由此诞生。

1999年10月，华晨汽车又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承销商为法国里昂信贷，发行了1958万股股票，募集资金6?5亿港元。华晨系的第三家上市公司也浮出水面。

2001年3月20日，上海华晨集团受让上市公司中西药业26?41％的国家股，并积极努力准备成为中西药业的第一大股东。

2001年下半年，进军中国的宝马集团宣布要与华晨合作生产宝马轿车。仰融似乎成为当时中国汽车界最风光的人，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峰。

智维律师评析:

不懂汽车的仰融，无疑是中国汽车界的“教父级”人物，无论他日后遭遇了怎样的法律风险，他都值得我们去尊重。

怀着对中国汽车业的特殊情结，我们不妨遐想一下：如果仰融或华晨不发生如此变故，中国的汽车业可能是另外一番局面。这个不可回转的命题，可能更值得我们的政府去深深思索。

跨海大桥：引燃火药桶的导火索

我们可以假想一种情况，即如果仰融能够满足于上述取得的成绩，踏踏?实在辽宁省把华晨系做大做强，是否还不至于快速落马或者不会落马？

假想终归是假想，以仰融的性格，他恐怕也不可能满足于那样的现状，否则就不是仰融了。

当杭州湾跨海大桥这个项目提交到仰融面前时，一下吸引了这位投资大腕的眼球。

拟建中的杭州湾大桥位于上海——杭州——宁波这一经济发达的三角地带中心位置，连接嘉兴海盐和宁波慈溪，建成后将成为长江南翼经济中心的交通枢纽。届时宁波与上海两地的行车时间由四五个小时缩短为一个半小时，投资总额将超过100亿元。预计建成后每天的收入将超过1000万元，若以25~30年的收费期计，则投资回报率更加可观。要知道，每天有1000万元收入的项目简直就是个高速印炒机，这会让所有看到这个项目的人激情百倍。

于是，仰融带领下的华晨将其投资战略逐步从辽宁沈阳转向了浙江宁波，仰融也向华晨董事会提交了移师宁波的方案。

虽然仰融掌控着董事会，但作为一个省级政府的重点龙头企业，作为地域经济的一大支柱，政府不可能轻意放手，一场民与官的博弈很快上演。

辽宁省政府打算借华晨之手重振沈阳汽车工业，时机成熟即可建设东北第二个汽车产业基地（长春一汽是第一个），很明显，仰融在宁波的投资计划实施必将与辽宁省政府的上述长远发展规划相悖。无论是从地方利益还是从未来发展角度看，辽宁省政府都不会希望华晨的资金从沈阳流至宁波，更不希望看到资金从汽车产业流到跨海大桥上。

而仰融却想乘机通过复杂的股权变动，将华晨的国有身份彻底洗掉，完成资本大腾挪，进而实现自己“从金融到产业，再从产业到金融”的发展思路。

但辽宁省政府方面很轻易地找到了仰融的脉门，即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国有资产背景，通过中央财政将资产和权益划拨到辽宁省国资系统，这样，华晨的国有性质被确定了，仰融充其量只是个国有资产经营人，随时可以被开除出局。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因双方很难达成利益分配的共识，终于撕破了脸面。

就在此时，风云突变，2002年年初，就华晨中国问题，辽宁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由省长助理领导的“工作小组”。

2002年3月，工作小组宣布基金会名下的所有股权，均为国有资产，要求他将这些资产过户给辽宁省政府。

随后，工作小组通知仰融和华晨中国，基金会不认可华博在华晨中国的权益。根据辽宁省政府的批示，华晨中国董事会解除了仰融总裁、首席执行官和董事的职务。随后，华晨中国董事会解除了与仰融的劳动关系，取消其总经理职务，停发工资。

本文摘自《中国福布斯落马榜》

　　在这份《中国福布斯落马榜》上，您会看到近20年来在中国各行各业的“富豪们”，他们曾经呼风唤雨，对资本运作得心应手；他们曾被前呼后拥，恍若财神一掷千金；他们曾经气势如宏，商业运筹时动辄千万、亿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