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体制的宠儿还是体制的弃儿（4）
虽然，从早期华晨中国的股权结构看，仰融无疑拥有相当的股份，但是由于仰融忽略了股权变动中的法律风险，最终导致自己救济无门的局面。因此，与其说是体制抛弃了仰融，倒不如说是仰融抛弃了自己——半路抛弃了自己的股份。
仰融初始准备上市到美国时，或许因为某种需要而借助了一顶“红帽子”，事实上，这种“红帽子”现象在仰融当时的时代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也有很多的企业家因此而遭致法律风险或者入狱下牢，当然也有相当的企业家因此而获益甚多。
既然结果不同，这就表明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处置这种“红帽子”问题，亦即如何与政府或者说体制打交道的问题，确实是需要法律智慧和法律技巧的。很显然，仰融在这方面不属于智慧类型的，反而采取了非常激进的“官商博弈”方式，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被“抛弃”了。
智维律师评析: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里，法治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包括政府在内的每一个主体都知道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哪些该如何做，所以相应的法律风险也是比较明确的，比较容易防范的。
从另一方面讲，在一个法制不尚健全的国家里，或者说法制逐步健全的国家里，由于没有法治的传统，“真空地带”或者“灰色地带”比较多，人们不知道“规则”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没有太明确的规则供人参考佐证，如此，人们更应该具有更强的法律意识，更应该寻求有效的法律保护自己，如此才能够避免诸多不明确的法律风险发生。但遗憾的是，残酷的现实往往恰恰相反，大多数的人们没有法律风险意识，或者法律风险意识极其淡薄，并且也最容易导致法律风险发生。同样最为可悲的是，即使当法律风险发生时，身处其中的当事人依然不察。
仰融或许就属于此种情况。
【仰融大事记】
1957年6月出生；
1990年，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1991年，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金杯汽车公司合资成立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1992年5月，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1992年7月，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当时沪市上市企业最大的异地股；
1992年10月，百慕大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这是第一家在海外成功上市的中国企业；
1995年，仰融接管金杯汽车经营权；
1995年，据说仰融取得了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9年，仰融注册“珠海华晨”和“上海华晨”(均属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入主申华实业；
1999年起，仰融担任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年起，仰融担任中国航天华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1年5月，仰融突然出走美国，自称受到“迫害”，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
2002年6月，华晨中国突然公布仰融不再出任华晨中国的任何职务；
2002年9月27日，华博一纸诉状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推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2002年10月18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批准逮捕仰融；
2003年1月，仰融以基金会股权不明为由，以华博之名提请百慕大法院发出禁止令，禁止华晨中国出售其股权；
2003年8月7日，仰融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以个人名义起诉辽宁省政府，该案在当地一经受理便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七 嘴 八 舌
仰融的是是非非均和华晨密不可分，华晨产权的归属问题则是“华晨迷宫”的核心症结。
——业内专家
仰融也对媒体说过这样的话：“原始股本上，国家没有给我一分钱，基金会没有给我一分钱，任何部门也没有给我一分钱，什么时候有过一张国家给我一分钱的凭据？”
仰融一直想玩的是“从金融到产业、再从产业到金融”，于是，华晨的资金才会从沈阳迁移至宁波，产业从汽车扩展到跨海大桥；而辽宁省政府一直想做的是把华晨建设成东北第二个汽车基地(除长春一汽外)。正是这种发展战略上的根本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华晨收归国有、仰融的最终出局。
——《财经时报》
许多事是当时的政策环境不允许的。不做，没有华晨的今天，但这确实带来了股权模糊不清，投资者有意见等弊病。
——华晨总裁苏强
解职华晨后，仰融首度面对记者自述出局内幕：“在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的投资上，我与大股东的意见分歧太大。”
——《羊城晚报》
本文摘自《中国福布斯落马榜》
在这份《中国福布斯落马榜》上，您会看到近20年来在中国各行各业的“富豪们”，他们曾经呼风唤雨，对资本运作得心应手；他们曾被前呼后拥，恍若财神一掷千金；他们曾经气势如宏，商业运筹时动辄千万、亿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