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互动空间D：“金融新政”的回眸和展望

　　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新政”是一年多以来中国金融体制内最重要的变革之一。这些新政包括：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强制上市公司分红、发展公司债、强力打击内幕交易和证券期货犯罪，为市场引入资金活水，倡议“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入市”，规范借壳上市，提升IPO审核公开性等。如何评价这一变革？这一变革还有什么续曲？这一变化给未来10年资本市场、金融改革的启示是什么？金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如何同时尊重草根自下而上的探索？

　　在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瑞士信贷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张利平、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梓木、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松、一创摩根副董事长贝多广、中融国际董事长王定林、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道许、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李亦非、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庆斌就这些问题参与了《思想互动空间D：‘金融新政’回眸与展望》的讨论。亚商集团董事长陈琦伟主持了该场论坛。

　　陈琦伟：金融的目的是什么？是为老板、政府的目标服务，还是为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服务？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金融市场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银行体制严重落后于服务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不足，这是深受国内外诟病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长期的急功近利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客观上逐渐丧失了融资功能，这就使得金融市场必须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而从去年以来，金融市场也确实出现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大家如何看待这些新政？金融体制改革最亟须进行的又是哪些？

　　部门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

　　陈志武：金融新政之中，我一直不赞成强制上市公司分红。实际上，从金融市场本身的角度来讲，资本市场越不发达的地方强制分红的倾向性就越强。针对这一新政，我提出的问题是，融资进来的一元钱与分红出去的一元钱有什么差别吗？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也是一些公司的独立董事，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定向增发时的折扣，为什么要股东做出这样的牺牲？在我们搞金融的人看来，一元钱就是一元钱，没有任何差别。近几年，中国的金融发展基本上是生产金融、投资金融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为何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的原因。可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从18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就已经把工业革命的重点从生产转移到与消费品有关的领域，金融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经常提到，围绕个人和家庭的金融创新和发展是目前中国金融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

　　陈琦伟：刚才陈教授提到了强制分红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畸形，资本市场沦为圈钱的场所。二是国企的问题等。对此，梁锦松主席怎么看？

　　梁锦松：以前我也在一家大银行做过独立董事，也经常谈到陈教授提到的这个问题。最终，我们的答案是，这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股民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大股东的要求。因为如果不分红，现金收入等方面都比较难入账。当然，如果从企业增长的资本金需求，从小股东的角度来讲，将红利留在企业里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可能会更有利。就像陈志武说的，分红之后，企业发展的资本金如果不够，还要到公开市场募集，一来一回之间，投资银行从中赚了不少，最重要的是在税收方面，因为分红的时候小股东还要交分红税。从这个角度来讲，分红的效率不高，但这是不同政府部门的要求，说白了就是财政和监管部门的部门主义，或者是不协调。

　　那么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包括金融领域的不协调怎么办？现在，中国和其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一样，都是分业经营。可是，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反应。对此，有的国家将它们合起来，如英国的统一监管，但我们在单一的部门进行监管都已经很困难，更不用提对市场进行统一管理了。同时，从人的角度来讲，分业经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怎么来协调呢？在香港，财政司每三个月开一次会，就是所谓的金融监管者议会，参会的有金管局、证监会、保监会、强积金（和国内的社保基金差不多）。会议的目的是明确政策是否有矛盾，有没有协调，有没有新的危机需要我们去处理，这就很好地将部门之间的矛盾避免和协调了。所以，香港的金融市场虽然也是分业经营，但是在政策和市场操作层面避免了风险，更好地进行了协调。

　　陈琦伟：那您如何看国内的金融管制思路？与香港的差距是否很大？　

　　梁锦松：国内的事我不敢妄下评论，因为我还是生活在香港。我做财政司是14年前的事了，我自己的体会是每天都要应对危机，无论怎么防备还是会有危机出现。另外就是要宏观、长远地看问题。财政司要求所有金融部门、监管部门每三个月开一次会，就是用一个比较长远、宏观的眼光来协调各个部门出现的矛盾，从而使各个部门可以更好地寻找、抓住机遇。

　　陈琦伟：对于梁主席所说的，我个人比较怀疑，因为部门分割比较厉害。

　　吴庆斌：刚才大家探讨的是大部监管、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的问题。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局面，就是大资产管理时代。银行的理财资产有8万亿，信托成为第二大金融产业，有7.5万亿。同时，券商的资产管理计划也被放开，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功能也开始发挥。如此一来，所有人都在做资产管理。这种情况下，分业监管肯定已经不行，那么央行可能大概定义一个盘子，也就是社会总规模，而在这个新政下，中国财富时代到来时的直接财务需求和管理需求会逼着银行进行改革，走利率市场化之路。

　　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

　　陈琦伟：吴总的发言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话题，由实际政策引导以及市场推动而形成了大资产管理趋势，但我们的金融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媒体经常报道的富豪移民、组团出国购物，其背后的原因也在于此。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可面对这种结果，我们是否已经做好改革的准备？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王梓木：过去，金融的本质功能是什么？对出钱人来说是理财，对用钱人来说是融资。但理财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等，其中保险又不太一样，它主要是提供风险保，用风险保障来满足用户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80%卖的是理财，而不是风险保障，卖保险的能力非常强，但管理能力非常弱。因此，保险行业在讨论如何进一步回归风险保，保监会也出台了一项关于保险的投资新政，用我们的话理解就是一个放开、一个开放。所谓放开，就是保险业的资产不仅由保险公司来管理，也可以由保险公司以外的机构来管理。过去，这只能由9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来管理，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做得还可以，权益类产品则不如证券、信托。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个开放，就是保险公司的资产不一定委托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委托外面的公司，同时你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管理其他资产。

　　陈琦伟：保险业的资产管理公司是独资，还是可以其他人入股？

　　王梓木：现在都是保险公司自己的股权，还没有放开。

　　陈琦伟：互相参股也不可以？

　　王梓木：原则上不可以。

　　陈琦伟：我知道原来是百分之百独资，如果这一块放开了，我想整个团队会不一样，机制也就不一样了。

　　王梓木：这个还没有探讨。说一句实在话，保险公司的资金管理、运用功能并不健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总的来说，印证了一个观点，那就是金融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不仅要求我们建立市场，彻底打开行业壁垒，真正让金融资产走上市场，实行谁有能力谁来管，谁有本事谁来做，还要求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有一套办法，不能像过去那样局限在自己的领域里。这是好事，但是下一步我们的压力也很大，所有的变化对我们的管理能力，特别是专业化水准、差异化竞争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率应该得到提升。这样一来，监管确实是一个问题。

　　陈琦伟：金融市场改革的市场化方向非常明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金融市场的改革一定会在相当程度上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前面。这个方向是积极的。

　　王梓木：有了这些变化之后，老百姓理财的收益也会有效提高。但是这些钱现在往哪儿流，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其实，对保险资金来说，其本质特征首先是安全性，其次是流动性，最后才是受益性。所以，政策放开以后，在人们敢把钱拿出来的情况下，对其风险系数的判断和把握也应该有所变化。

　　梁锦松：肯定会变化，因为是客户主导，由客户去选择所谓的保险产品。对于政府批的保险企业，保底肯定没有问题，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对它的预期，再就是公司的管理能力，所以这是监管、预期以及企业管理能力提高的一个互动。中国过去若干年的经验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这不能说市场不好，但是适当的放开后保证市场的有序是一门艺术。而宏观上，由谁来管理，这不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也是一个政府的问题。

　　陈志武：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都放开，这非常好。因为垄断会导致更多的低效。但除了监管以及股东要求比以前更高之外，对资本以及运用资本的人是否应该有一定的约束或纪律，否则很容易乱套。

　　李亦非：中国已经从财富积累的时段进入到了财富管理的时段，在这个阶段，财富管理更多的是规避风险，金融新政的所有产品也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地方经济发展迅速，但金融服务跟不上

　　贝多广：中国的金融市场改革在朝市场化的方向推进，而现在推行的市场化就是要走国际化道路，真正按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来推进我们的市场化建设。那么，我们金融究竟能为下一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发挥什么作用？简单一点说，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详细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发展消费金融。如果消费金融能够发展起来，中国的消费量还可以有一个高比例的增长，而且这在国际上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不需要自己摸索前行。第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不是依靠成熟市场来满足，像美国，它们更多地依靠天使基金、PE等民间资本来完成。而我们现在推行的中小企业发债，本身的做法就不是市场化的，我们应该学习国际上的经验，但这需要根据中国的特色来做。这还值得探讨，不是在资本市场范围内，而是在整个金融结构中进行讨论，比如小额信贷。实际上，中国的小额信贷还没有小到抵达基层的程度，更多的是由工、农、中、建推出的小额贷款，额度在千万以上，但真正的小额贷款能做几十万、几万，这对中国普罗大众的经济基础才有大的提高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融资。在城镇化建设当中，虽然也鼓励民间投资，但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些都是各地政府、各级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除此之外，许多非营利、公益类事情也需要地方政府去做，而由于中国制度的问题，市权、财权脱离很大，预算法又规定它不能融资和借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美国，国债之外就是市政债，是一个很大、很成熟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广，它与过去几年我们统一银行信贷支持地方政府的做法很大的不同就是期限拉长，第二个问题是可交易，因为没有这些，未来可持续性将是个大问题。

　　吴庆斌：银行是计划经济，每年的贷款额有限制，所以这两三年基本上不会做消费金融。

　　陈琦伟：城镇化融资有一个明朗的前景，还是模模糊糊？

　　周道许：我觉得贵州是金融新政的受益者，最直接的受益有两个：一是证监会对西部公司上市IPO实行绿色通道，二是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证监会推出了融资债券，我们也被列为四个融资债省份之一。现在，地方政府对城镇化都在想办法，而且都在研究落实措施，其中融资受到了高度重视，地方金融办迅速崛起。我觉得这有它的必然性：其一，地方的经济能力在崛起，所以需要有地方金融管理机构来管理地方事务；其二，地方金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需要熟悉环境、了解情况的地方机构来管理。现在，从全国来看，地方金融办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强制性的，管人、管权、管钱；二是比较弱势的，为中央、地方政府金融服务，无财权、人权和监管权；三是处于强制性和弱势之间的，有一部分事权和人权，但是行政审批权比较少。总体来说，地方金融办在逐步发展壮大，但其发展职能和定位方向需要进一步清晰和明确。另外，中央政府也缺乏一个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机构来为各地方金融办提供指导和服务。

　　陈志武：这些年金融办在各个省市都建立了起来，如周秘书长所说，金融办确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有的金融办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上海金融办，在很多金融创新方面做出了努力。对此，我的理解是，只要各个省金融办之间互相竞争，这就会给证监会、银监会带来很多压力，迫使它们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很多金融办起到了坏的作用，比如过去金融办对上市公司所做的上市辅导就是做假，很多地方金融办参与了造假，欺诈中国老百姓、股民，对中国社会来说，不需要更多的这种威胁。

　　陈琦伟：周秘书长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地方政府金融扩张的冲动非常强烈。他也提出了面临的问题，地方经济发展迅速，但金融服务跟不上，而这也需要我们的地方政府做出努力。

　　改革应该往前走

　　张利平：自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中国的金融市场也逐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但是因为中国人民币没有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一个内地化的市场，这是现实。可我想，人民币一定会在今后10年、20年开放，那时候我们能不能和世界的商业进行竞争，国内的证券公司是否可以和海外的证券公司进行竞争？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陈琦伟：这种关于未来的观念需要多大程度纳入金融新政、金融改革？未来的竞争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眼前的未来。

　　张利平：中国迟早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而且这10年就会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得非常快，而且非常成功，比如中国几大商业银行的股份化，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本金抵抗金融危机。今后也可能有另一场金融危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避免风险？这里主要有两点：一是监管，二是人才。这两点都应该一步到位，就是要以最高标准来要求我们的金融机构，包括保险、信托、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目前我们很多领域都放开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但是放开以后会乱，这就对监管提出了要求：一是要监管好，二是要加强放开力度，实现有效竞争。吴敬琏教授谈到，“没有市场的竞争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金融市场也是这样。

　　王定林：我讲三个问题：一是银行，二是政府，三是资本市场。就银行而言，我觉得银行不能挑客户，只要企业风险可控，只要ERP可行，就可以贷款。而对政府而言，只要银行具备了条件，就应该尽快发放银行牌照。可现实是政府的权力太多，金融平台、城投公司都是政府的，政府为什么要冲到第一线呢？我们有很多民营企业可以承担起这项工作。我觉得，政府应该放手，只管好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就可以了，其余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给企业去处理。再说资本市场，这些年来，股市一直在下跌，为什么会下跌？那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去维护，特别是上市公司，它把钱拿走以后，根本没有很好地去维护自己的市值和股价。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一定要请专业团队来进行，但现在很少有这么做的公司。比如，现在股市低迷，政府就应该停掉做空，并且站出来增持股票，提供基金。这么好的市场被搞得一塌糊涂，几年下来没有挣到钱就证明政策有问题。80%以上的人都赚不到钱，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政府不去思考这些问题？所以说应该去改正它。

　　梁锦松：根据大家的发言，我清晰地感觉到一点，那就是大家都觉得政府应该管少一点，市场是最好的。当然，市场肯定比较有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市场有时候会出现失衡，或者失效，特别是金融市场，它的流动性太大，所带来的风险可能会让整个体系倒塌。在市场化方向上，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上的经验，但是也不能完全迷信，要避免学习国外不好的经验，更要配合中国国情，毕竟中国有很多地方跟国外不一样。就我个人来说，在一些国家，产业政策不好会影响一个产业的发展，但是金融政策不好，则可能影响整个经济和国家安全。

　　陈琦伟：在座的有重量级的嘉宾——刘明康主席，我们请他说两句。

　　刘明康：实施金融新政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总体来讲，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金融新政整体都是好的，如果能更早一些提出来可能更好，因为会推动市场往市场化方向多走一步，使金融机构有更多的开阔平台。总体上，这些金融新政体现了改革开放和为人民的方向，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缺陷。在大家所说的管理、人才之外，我再加一个，改革。为什么新政里还有一两条不是很好，或者不太符合市场的机理？其实就是改革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改革应该往前走。另外，中国的法律要改革，由于法律没有改，所以出现了VC满地爬、PE满天飞的现象，其实中国最需要的是降低产能和节能减排，是要把它灭掉，或兼并收购。改革也存在着多家管理与监管，这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成本高一点。但有一点，金融监管必须强调四个字：协调、共享。如果做到这几点，我相信中国的金融大有希望。

本文摘自《中国关键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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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十年即2013年至2023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变局以及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如何演变，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主动地、自上而下地“重启改革”？
　　主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不失时机地推动各项改革应是我们在转折时期的首选。主动推进改革显然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应当有改革的顶层设计。
　　本书通过官员、学者以及企业家的思想碰撞，从而为中国重启改革建言献策，讨论大众关心的问题和焦点，以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贡献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