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产者服务业 对制造业的投入:攀升GVC的作用机理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从理论上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这种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效应，与该产业的产出中含有密集的、难以竞争、难以模仿以及可持续创造价值的高级要素有关。对此，加拿大经济学家格鲁伯和沃克（1989）的结论是: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这一结论已为Guerrieri等人（2003）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他们以20世纪90年代的OECD国家为样本，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专业化的决定问题，结果发现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正向联系。

　　尤其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中的APS的发展，奠定了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APS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的，如金融保险、信息通信技术、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它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链的攀升的作用机理，可以从物质、行为、管理和制度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物质投入的层面看，APS所内含的各种无形的隐含性知识，具体体现为制造业的投入成本①。（1）这种投入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的性能，以及用其所制造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现代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不在制造过程本身，而在于制造过程中所投入的高级生产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2）APS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程度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3）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从企业行为层面看，一般来说，制造商和生产者服务提供商之间是一种“客户—供应商”关系，不仅存在着“邻近”作用，而且APS的组织结构影响着制造业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同时，制造业的组织结构也影响着生产者服务的供给（Marshall，1982）。因此从服务提供商那里获得服务的成本，随着双方距离的增加而上升，例如，会议的旅行时间和联系的频率等（O'FarrellandHitchens，1990）。Coffey和Bailly（1991）强调，在发达国家，“中间需求服务生产是潜在的最昂贵的部分，一方面是保持与服务提供商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另一方面是服务的投入和市场成本”。这种推理意味着制造业厂商可以从与生产者服务生产的协同定位行为中获得巨大的好处。Goe（1990）指出，生产者服务厂商也可以从定位于“邻近”制造业厂商的行为中获得大量利益，因为制造业厂商为它们创建了市场。

　　第三，从当代企业管理模式的演变看，现代制造企业正按照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原则，充分地走向“扁平化”、“柔性化”和“精细化”。在这种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下，产业升级不再表现为产业的整体升级和完整的产品价值链升级，而是表现为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某一技术特征的升级。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在全球化和外包条件下，为了推进产业升级，就必须在当代企业管理模式中，努力实现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某一技术特征在专业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如把自己所不擅长的或者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那部分业务外包出去，从而更加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由相关的专业外包公司提供更加专业、优良的服务，这就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促进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对生产者服务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产生“推拉效应”，从而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使得这些地区在知识溢出、劳动力质量、环境设施的方面将明显优于其他地区，成为制造业投资特别是外商投资的重点选择区域，最终形成双赢的局面。

　　第四，从良性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APS既是制造企业制度环境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又为制造企业创造了新的适宜竞争的制度环境，因此高级生产者服务体现为制造企业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①当地方性产业集群具备优良的生产者服务条件时，即?产者服务显示的交易成本低于制造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时，企业的部分业务就会外包出去。如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促使了互联网络步入成熟阶段，导致了信息以及通信成本的下降，这样就减少了企业从市场上获得服务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采取外包行为。制造业企业通过外购，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公司内部的零件和服务生产者缺乏改进商品和服务质量的动力的问题，而且还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企业采取商务活动外包这种组织生产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而且，随着生产过程的迂回化和柔性化，在生产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相关领域专家来进行计划、控制、评估等工作，才能使生产有效率地进行。随着金融、咨询、法律、工程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日益专业化，其专业化的程度使得规模再大的制造企业也无法在其内部独自提供这些知识。科技进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使得生产者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制造业自身的发展壮大给生产者服务业以极大的发展空间。

　　换句话来说，APS对制造业的投入，相当于波特竞争理论（Porter，1998）中所说的专业化的“高级要素”，它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家的生产率，从而成为GVC下提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关键要素。

　　

本文摘自《服务业驱动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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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由各个作者独立撰写的，但是却始终统一在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下。即我们要从服务业尤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是通过对服务业与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来揭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作为研究的重点，我们对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规范和实证研究。
　　本书可以供研究现代经济发展、区域经济运行的学者以及对长三角地区发展问题有兴趣的研究单位、政府部门、产业界有关人员参考，也是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学习和了解实践问题的有价值的案例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