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透明的成本

2014-04-08 12:52:01

  1997年7月18日,一场席卷亚洲、拉美及欧洲的货币与股票的大规模恐慌性抛售,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投资者们纷纷将资本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市场,人们对曾经炒得火热的、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丧失了信心。接二连三的企业破产风潮呈不可逆转之势。在之后的几个月间,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垮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乔治R26;索罗斯以及其他许多国际投资家简直是在“掠夺”马来西亚的财富。亚洲金融危机持续了3年,其溢出效应更是波及了华尔街以及其他西方经济体。1998年的一场类似的危机也没能使俄罗斯幸免。

  这些危机再次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透明化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包含了几方面的因素,尤其是由20世纪90年代末的网络经济所造成的亚洲金融泡沫无疑是这场危机的一个导火索。许多人声称,企业缺乏透明化是危机的根源之一。西方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媒体则分析指出,经济腐败、裙带关系以及最惠制度和企业科学治理理念的贫乏等在企业管理中日益凸显,这些都是这场经济大崩溃的诱因。企业、商业银行,甚至是一些中央银行都缺乏健全的披露制度,这也加速了经济崩溃。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指出,透明化必须成为“全球化经济的黄金法则”,并且它还将加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与银行体系的监管力度。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领袖们开始对本国经济体系向国际审查打开了更多方便的大门。在回顾过去之后,以约瑟夫R26;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为代表的一些分析家指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有关经济透明化的问题,实际上不过是它自己放出的烟雾弹,其目的不过是掩盖自己早前所大力倡导的经济自由化所惹出的“祸”。有关对腐败的指控同时也是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评论中内容的一种再次肯定,尽管马哈蒂尔最初发表言论的时候,很多人曾经认为那不过是他在夸大其辞、危言耸听而已。这场危机之所以会爆发,更多是由于国际投机性货币流动,而不仅仅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财政政策。那些受到金融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国家,比如泰国、俄罗斯以及印度尼西亚等,正是最老老实实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并且是完全照章办事的国家。与此同时,那些同样不透明却保护性措施更为严谨的国家,则主要依赖国家对日益凸显的市场自由化进行了更加谨慎的监管,从而最大程度地减低了在危机中受到的影响。

  这场危机造成的消耗成本是巨大的: 亚洲有数百万人失业;在许多国家,利率(另包括企业扩大经营所需的资本成本以及消费者购买成本)在两年内增长了50%,甚至更多;股市崩盘更进一步削弱了企业融资的能力;单单为了印尼、韩国、泰国等,国际金融共同体便不大情愿地支付了1100亿美元。许多外国企业在新兴工业化市场的投资也从1997年的2800亿跌到了1998年的1500亿,在之后的几年间则一直在1800亿左右徘徊。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政府需要以国债形式偿付的利率则持续不变甚至有所增加。美国政府债券需要支付的平均贴水则从危机前的5%上升到了13%甚至更高,直到2001年中叶才缓慢恢复到7.5%左右。直到今天,许多亚洲经济正在恢复当中,韩国无疑成了一颗“明星”。但是投资者们仍然对于将钱投入到这些新兴经济体感到疑虑并且非常挑剔,而且即使是在展开投资的时候也会抬高价钱。

  这场危机还引发了一个新兴小产业——透明化产业的兴起。1997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通过了一项反贿赂公约。透明国际创立于1993年,成为一个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揭露、对抗政治腐败的核心机构。提到贪污腐败,人们总会在头脑中浮现出塞满了钞票的信封,并且往往是私底下的暗中交易……透明国际创立之名及其工作重点正是集中在打击这些活动上。

  透明国际所发表的《2001年全球腐败报告》中包罗了十多个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论文及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美国政府、学术机构与咨询公司。这份报告以透明化为标语,同时将研究重点明确指向了腐败问题,并且特别关注政府腐败问题。尽管为了保持所谓政治上的正确性立场,这份报告也谈及了富裕、发达国家的问题(比如美国竞选制度中的筹资问题),但是报告的主题仍然是穷国的受贿及腐败问题。企业透明化以及企业治理等问题在短期内受到的关注较少。典型的情况就是,西方企业大多数都被塑造成了“受害者”形象(有些时候,简直是带有主观意愿的帮凶),受到胁迫而不得不去应对(或者说是去巴结)那些庸俗乏味的地方政客官僚。一份透明国际的报告指出,1990年到1999年间出版的有关腐败的出版物中有74%是集中讨论政治与公共管理方面内容的,只有1%谈及了企业道德方面的内容。透明化,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正在被商品化,成了腐败之于发展中经济体的?面伤害同跨国公司拼命降低交易成本需求之间的平衡器。

  尽管一些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一问题提到日程表上来讨论的动机并不容易琢磨,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腐败的成本还是太高了。透明国际及其合作伙伴曾经对许多地方腐败的具体案例谈及透明化的种种好处,并且向他们解释透明化的成本,说服越来越多的领导者们能够去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设计了一个成本影响因素的案例,这一案例如今应用于2002年富裕国家的企业危机治理中。

  ● 透明国际设立的2001年腐败观念指数针对120多个国家进行了测评,其参考因素主要是在私有福利上公共权力的使用问题,其基础则是专家资源的综合。其中排名前24位的国家或地区均是富裕市场经济体。其中,芬兰排名第一,得9.9分(总分为10分)。美国排在第16位,同与其级别相似的国家或地区得分相当接近,得到了一个较为尴尬的7.6分,位列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中国香港地区之后,排在德国、日本、法国之前。

  ● 透明国际对14个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商业管理者们进行了调查,包括巴西、印度以及俄罗斯等国家。调查的目的主要是研究这些国家中哪些国家最不能够容忍公司的受贿行为。在这份调查中,美国排位再次位列中游,被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比起美国来,在公司受贿行为的容忍度上都要更低一些)抛到了后面。排在美国之后的国家是新加坡、日本、意大利和中国。在其他的调查中,美国公司被排在反受贿行为规范建设最为健全的国家之列。但是在没有透明化与可证实报告的约束之下,再加上那些新兴市场领袖们的观念因素影响,美国公司这些道德感强烈的行为准则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如此。

  ● 在另外一份调查中,受访者们将美国政府排在迄今为止最容易进行违规操作的国家之列,尤其是在它作出一些颇有争议的行为,如施加外交、政治压力、商业压力、倾销或金融压力、限制性援助、公务礼品、限制性防御以及武器交易等后。

  ● 根据透明国际的调查,腐败是会随着经济、社会,乃至是环境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它会降低科技因素的影响,往往是那些对空气以及水质量造成直接伤害的公司才会采取这些手段,虽然腐败不过是它们的举措之一。换句话说,腐败会对可持续竞争的根基造成影响。

  一份出自普华永道的类似的研究报告则分析了不透明的成本,在一个“缺乏清晰、准确、正规、易辨以及广泛被接受的企业实践”的商业环境中,企业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它所提出的35国(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专家报告中,对腐败以及其他四个领域流露出了严重的关切,这些领域涉及股东权益保障的法律与司法环境、经济政策、会计与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偏差及仲裁的监管等。

  无论你是否相信,从这些商业标准出发,受访者将新加坡列为透明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尽管新加坡在民事权利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它得到的评价。美国、智利以及英国的排名则紧随其后。普华永道继而还对企业的不透明化进行了量化分析,比如对外商投资征税或是不断增加的企业运营成本等的分析,当然新加坡被视为零基准。美国的不透明税被量化为5%、中国香港地区为12%、墨西哥为15%、日本为25%、中国大陆为46%。普华永道还同时给每个国家设计了一个不透明风险贴水,这个数额相当于美国水平之上的利率总额,即不透明附加给政府公债的成本额。中国香港地区的风险贴水为2.3%、墨西哥为3.1%、日本为6.3%、中国大陆为13.2%。

  到2001年初为止,以众多美国专家为首的国际政策研究组织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总结出了多条有益的经验。第一,腐败与内部交易同企业的不透明性交织在一起,将造成深度与持续的经济危机。第二,不透明同时会对企业造成损伤,增加交易成本。投资者丧失信心,从资本市场撤资,同时增加它们在企业贷款与投资上付出的代价。第三,由于政府被迫干预企业红利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网络,不透明会让纳税人(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算在内)付出更高的成本,主要是因为不透明成本贴水使他们贷款的成本提高了。

  上述我们所引述的全部研究都是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前的数据,在这份普华永道的调查中,美国的受访者对他们自身商业环境中的会计标准的品质与影响都是保持高度乐观态度的。自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至2001年初,美国评论家们(他们大多数是背后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世界银行之类的全球组织领袖支持的)鼓吹说,美国的企业披露系统简直是全世界各国效仿的模版。

  安然事件以及之后一系列丑闻的曝光使这些狂妄的人们闭上了嘴巴,他们意识到,美国也同样存在那些他们口口声声归纳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诱因,这真是祸起萧墙了。腐败与内部交易同企业的不透明性交织在一起,这引起了深层次的经济危机。由于美国经济的基础实力较为稳固(尽管当前的财务与披露政策正在对这一实力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危机还不至于会演变得像亚洲经济危机那样久,但是2002年的这场企业帝国大崩溃的影响还是要延续一段时间的。这场危机波及了许多企业,投资者纷纷从资本市场撤资,并为再次重返市场给企业绩效设定了更为苛刻的前提标准。尽管借贷成本相对不升反降,但这主要是由于透明化危机的副作用的影响(同时还有贸易赤字、行业过度封闭以及企业生产率增长等因素)延缓了经济衰退的恢复。因此,联邦储备继续调低利率,但即使是在利率保持低水平的条件之下,风险金仍然不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拿到的。

  美国透明化危机的具体成本是明确而多样化的。安然的造假案,灰色的表外业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公司破产给市场资本化造成了900亿美元的损失,同时也丧失了21000个工作机会以及打击了一家会计业巨头安达信,击碎了数百万美国人的退休计划。世通公司如果能够对其本身资产负债表上的损失保持诚实客观而不是尽力掩盖的话,那么它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一重大失误的。它伪造了70亿美元开支,负债410亿美元并宣告破产。类似这样的企业实际上给银行以及其他借贷机构制造了数百亿美元的呆坏账。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100多家企业犯罪调查,并且对150人提出了欺诈罪的指控。华尔街那些赫赫有名的机构的信誉度也开始纷纷遭到人们质疑,高盛、花旗、美林、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都未能幸免。由于数百万股民从股市抽身,券商最终不得不面对近14亿美元的罚金,并且裁员数千名。

  这场损失最终扩展为整个市场的大灾难,并且使人们回想起旧时的那些强盗式的资本家做派。自2002年3月19日至7月19日透明化危机发展到高潮,随着技术股票泡沫的破灭,标准普尔500指数下降了28%个点,从1170点跌到了848点。一份2002年8月的分析报告中显示,布鲁金斯学会认为,由于消费者购买力与企业开支的下降与缩水,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具体来说,布鲁金斯学会预测1年之内,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下降0.20—0.4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亿到500亿美元),3年总计就是0.50—1.19个百分点,10年则为1.05—2.50个百分点。

  布鲁金斯学会的预测并没有设想任何矫正性的措施,但是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商界领导者们而言,危机的成本都是相当高的。自8月初开始,许多企业开始逐步采取措施来改进企业表面以及企业实际操作中的透明化问题,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从议会召开听证会以及相关立法等方面来展开的。春季的企业密集改进计划使得标准普尔指数至2003年7月初回升到了1000点,尽管这一指数仍然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投资者们仍然保持着小心谨慎与敏感。

  

本文摘自《透明化时代将如何推进企业变革》


   我们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透明化时代,所有的公司都必须使自己在股东、顾客、雇员,合作伙伴甚至全社会面前保持完全的透明,这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还是第一次。无论是财务数据、雇员抱怨,还是公司备忘录、环保惨案、产品缺陷,抑?是发生在别国的示威游行,丑闻以及新政策,只要你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这些消息来源,你就可以洞晓天下事,所有的好消息和坏消息都逃不出你的法眼。
  欢迎进入赤裸公司的时代。透明化正在带来变革,这一变革大潮正在冲击我们的经济和各个行业,也迫使公司重新思考并定位其核心价值观。
  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泰普斯科特和蒂科尔通过壳牌石油公司,奇基塔公司、强生公司等公司的实例,向我们揭示了如何在新的时代成为领跑者,而非只是疲于应战的跟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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