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产队的土地到底怎么了（3）

　　图2-1（1951年4月1日，也就是土改期间，山东省政府颁发给山东省庆云县张牌村农民张云清的土地房产所有证。）

　　第三个原因同（历史上）习俗权的认可有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农村集体在争取国家承认它们的土地习俗权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习俗权通常都没有书面的证明。有大量文献讨论这个问题，它们的关键词是“公共财产资源管理”、“共享资源”和“法律多元主义”等。比方说可以参见Daniel W?Bromley,Making the Commons Work:Theory,Practice and Policy(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Press,1992)和Elinor Ostrom,Governing the(转下页注)从另一个角度说，所有权的认可问题源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一个是迈向“法治”的工业社会，(接上页注①)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及Joep Spiertz and Melanie G?Wiber(eds?),The Role of Law i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The Hague:VUGA,1996)?最近有一项研究很有意思，其研究的对象是苏里南的地权状况，时间范围从殖民地时期至今，可参见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Maroons in Suriname(Copenhagen: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1999)，written by the jurists Ellen?Roos Kambel and Fergus MacKay?一个是建立在“人治”传统之上的农业社会。而中国恰恰处于两者的夹缝之间。有关中国“人治”问题的讨论，参见Ronald C?Keith,China?s Struggle for the Rule of Law(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4),p?12?此外，习俗权的模糊性和多变性也反映在学术界有关“习惯法”这个术语的争论之中。如果我们把习惯法定义为“长期使用中形成的不成文法”参见A?W?Motion cited in R?Rowton Simpson,Land Law and Regist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220?，那么一个问题就会随之产生：究竟多长时间才能算得上是“长期”呢？

　　比如在英国，如果某项习俗存在的时间太过久远，以致“人们再也无法在记忆中找到与此相反的做法”，那么它就具有法律效力。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国家将人们记忆的上限定于公元1189年理查德一世(Richard I)登基之时，在此之前的事件统统忽略不计了。参见A?W?Motion cited in R?Rowton Simpson,Land Law and Regist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220-221?如果中国采取了同样的制度安排，那么一旦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社会争端就会随之蜂拥而至。各地自发或政府支持的土地移民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建立地籍册的一个主要障碍来自所谓的“熟荒”，即开垦后的荒地和不上税的“黑户”土地。一些地区连年遭受兵荒马乱或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那里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外出逃难。到了局势较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的时候，或是出于土地原主或新主人的自发耕作，或是因为政府强制推行的大规模垦荒计划，这些地区的土地往往得到重新开垦。然而如何处理这些开垦后的荒地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当时宁夏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宁夏省属于中国典型的边疆地区，它的面积比目前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大，范围还包括了内蒙古（前绥远省）和甘肃省的部分地区。农垦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垦荒相对来说较易开展。但是（政府收回所有权的）过程会极端困难。这恐怕不能在一夜之间完成。”有关边疆地区土地开垦的详细情况，参见Peter Ho,‘The Myth of Desertification at China?s Northwestern Frontier’,Modern China,Vol?26,No?3,pp?359-366(the quotation from the Land Reclamation Head Office is on pp?362-3)。何R26;彼特(Peter Ho)还给出了一个实例，讲述的是一个边疆地区村庄的变迁史，它最初是由一个自发移民家庭慢慢发展起来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参见Peter Ho,‘China?s Rangelands under Stress: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sture Commons in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31,No?2(March 2000)pp?385-412,at p?402?也可参见Flemming Christiansen,‘New Land in China,1900-1937:State Interven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Leeds East Asia Papers,No?10(1992),pp?61-65?开垦后的荒地通常不会登记在税收登记簿中，但这并不表明新定居者和村庄不能享有荒地的所有权。

　　

本文摘自《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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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启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两个概念。一种为社会群体所信赖并确认为可信的制度，其创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选择和安排。无视这一条件，不仅会导致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冲突。本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诀窍在于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坚持的制度模糊原则的意义，因为这两者促成了适合不同地方特性并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