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2）

　　对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重大命题，邓小平的观点更加超前一些、彻底一些。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对当时社会上有人散布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言论，是对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的深刻剖析，以及对改革的方向与原则的深层思考，对于开展、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破冰和导航作用。他们一致认为，原有的经济体制非改不可，而且必须发展市场、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他们的观点，虽然有时在着重点上和程度上不完全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

　　1980年9月，新成立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鲜明地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应当“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意见》的主要起草人、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各省区市第一书记会议上作说明时，称这个提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这个《意见》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赞同，许多经济学家也给予肯定，但由于党内的看法不一致，未能形成正式文件。1982年国务院体改办又草拟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鉴于当时党内的认识尚不一致，这个规划的观点有所退步，不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坚持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把过分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改为多层次决策体系、发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调节作用、改革统收统支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等重要观点。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邓小平的倡议，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体改委成立之初，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即强调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他重申他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扬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1982年5月25日，他又在国家体改委提出：体制改革的大框框有些是有了，最好订个六年计划，争取到1988年能把经济体制的路子理顺。

　　1983年9月13日，陈云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提出：“城市工商改革已有几年，似应总结经验，以便继续前进。”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上半年，随着城市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陆续下发了关于企业扩权、商业改革、外贸改革、利改税等一系列文件。可以说，迅速而有序地推开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为当时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具有了良好的主观、客观条件。

　　三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为端正改革的航向、扫除改革的障碍，积极探讨，献计献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烈气氛。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就联系当时的经济实际，提出了实行商品经济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准和广东省的经济学家卓炯。他们是我国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先知先觉者，但都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压制、打击。改革开放后，许多经济学家率先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缚，否定“两个凡是”，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别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展开了热烈争论。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作用应该是辅助性的还是基础性的？这是一个不容含糊或回避的原则性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或撰文或发言，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例如，1979年2月，在四川省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西南财经大学教师袁文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市场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3月，在无锡举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上，卓炯发言呼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提出了市场导向的改革思路，还说“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在1979年第四期《经济研究》杂志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明夫撰文指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中国几十年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造成的损失，就是因为没有搞商品经济。”也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如孙尚清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计划性与市场性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有些学者则直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如马洪说，“承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飞跃”，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机制，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至于如何结合，有人主张“板块式”，有人主张“渗透式”或“胶合式”。与此同时，许多学者还主张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如刘国光在1982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提出“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应该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还是商品生产者，也是许多学者所热议的一个问题。早在1979年5月，陈云就表示支持当时的国营企业扩权试点工作，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必要的”。同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在《经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企业本位论刍议》一文，引起广泛的反响。文章有力地批判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国家本位论”）和有些人主张的“地方本位论”，强调国民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且企业不是一块“砖头”，而是国民经济肌体的一个细胞，只有经济细胞搞活了，整个经济肌体才会活起来。他认为，企业应该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是“能呼吸、能吐纳、能成长、能壮大，对外界的刺激能产生自动反应”的“能动的有机体”。“国民经济力量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企业数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每个企业细胞的活力大小，就好像一个人的强弱盛衰，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体内细胞的活力大小一样。”这个“企业本位论”观点，为实行政企分开，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为1984年中央作出《决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此期间，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根本不能与市场经济结合，只能一个吃掉一个，如果结合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小组有5位成员联名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胡乔木写信，提出要批判当时许多学者提出“要强调市场调节作用，实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主张，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否则就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1982年8月，胡乔木批发了这封信。此后，在1982年至1983年，各种类似的僵化观点在一些权力部门的支持下，大大地膨胀起来，甚至挥舞着“帽子”和“棍子”，把市场化改革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给实行厂长负责制扣上“反党”帽子。有的权力部门还把经济学家按言论划线、排队，大有抓“右派”、搞“大批判”之势。甚至竟然把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同外宾的谈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邓小平文选》中抽除，把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被迫作了“检讨”，也有的人被迫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正确观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当时经济工作重点是抓调整，强调改革要服从调整，改革的步骤要放慢，因而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都未能写上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容，而只停留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

　　但是，经济学界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的探讨并未停息。1982年7月，国家体改委在莫干山举行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与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市场是供求双方的媒介，它不一定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产生，市场就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还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指令性计划，凡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国家，无例外地存在着产需脱节、物资匮乏、资源浪费和低效益。类似的研讨会、座谈会此伏彼起，报刊上的讨论亦很热烈，不断为高层领导和决策部门提供新的理论信息。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时，有针对性地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这段话表明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和他的思想倾向，也是他对经济部门和经济学界的期待与鼓励。

　　不断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的理论探讨，孕育和催生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纲领、总蓝图。现实的需要，人民的期盼，理论研究的促进，《决定》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决定》起草的全过程

　　1984年2月底，我从国家经济委员会被借调到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5月15日举行）。4月26日，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对起草小组成员说：中央决定十二届三中全会于下半年举行。这几年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城市改革虽然也搞了一些试点，但尚未全面推开。城市改革如何与农村改革统筹起来、协调进行，需要有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中央决定，另外组织一个起草这个文件的小组，由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商业部、劳动人事部及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派人参加。他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十二届三中全会也要开成一个里程碑。他要我留下来参加这项工作，说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和这个改革文件的起草，两方面工作要兼顾好。

　　自此，起草《决定》的工作正式开始。现在回忆起来，整个起草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十个小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是讨论、研究、草拟提纲。

　　4月30日，《决定》起草小组开会，讨论文件的内容和写法，国务院白美清列席了会议。袁木指定起草小组里来自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和我一起，尽快拟出一个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起草提纲，供大家讨论。我们当时拟出的提纲，分3部分、20条。5月3日、4日，袁木主持讨论，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十分热烈，但对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对文件的结构，都有分歧。后来袁木提出根据会上的意见，搞两个方案，我搞一个，杨启先和国家体改委其他同志搞一个。5月8日，这两份提纲一起送白美清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

　　5月10日，田纪云在中南海第三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这两份提纲。到会的除起草小组成员外，还有国务院的杜星垣、李灏和中央办公厅的周杰及国家体改委几位负责人。讨论的意见，一是两个方案都不错，可以合二为一；二是重点要放在今后怎么做上；三是分四大块：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指导思想，改革什么与怎么改，加强领导问题。

　　以后几天，起草小组开会反复讨论，大家认为分四大块就会形成“大肚子”（第三块分量太大），主张破开“大肚子”，写十几条。于是，袁木又指定杨启先等人加上我，一起拟一份统一的有十几条的提纲。在此期间，我还交叉地参与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的一些事情，如根据各部门反映的意见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应对报告多种文字翻译工作中提出的问题，为报纸撰写关于此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社论等。5月15日下午，我们列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听了赵紫阳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个小阶段是征求若干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鉴于当时对写一个怎么样的文件、对计划与市场关系怎么看存在着争论，袁木提出趁全国人大开会之机，走出去听听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从5月19日至24日，起草小组先后同参加全国人大的若干省市领导人及部分代表座谈对起草《决定》的意见。他们是：江苏省的汪冰石等，广东省的梁灵光、李建安等，上海市的胡立教、汪道涵等，四川省的杨汝岱、何郝炬、王谦等，安徽省的黄璜、苏桦等。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说现在要求改革强烈，但进行改革很困难，主要是有些行政部门强调集中统一、不肯放权，企业搞不活，市场放不开。他们都赞成中央搞个指导性文件，一些在基层（如宝钢）工作的代表的要求尤其强烈。这5次座谈会，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本文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

　　《改革开放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读性的有特色的史学著作。它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经验，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
　　该书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研究员、副主任高永中研究员担任主编，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承担具体的采访和选编工作。为收集与改革开放相关的回忆录和口述史，该书编写组成员先后采访了几百位老同志，积累了逾千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经过系统梳理、精心选编，形成了现在这部《改革开放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