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诞生前后（3）

　　第三个小阶段是学习胡耀邦的指示，写出第一稿、第二稿。

　　5月30日，起草小组开会。袁木说，本来想等耀邦同志接见后再动笔，但他近日比较忙，让我们先写初稿。6月1日，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解散，小组成员只有杨启先和我留下参加《决定》起草小组。从6月1日至6日，小组成员分两摊起草初稿，然后由杨启先和我总串。但由于文字上装配不起来，我们只好重写。经过两天“奋斗”，拿出了第一稿。稿子看起来像个样子，但我们总觉得思想站得不高，文字气魄不大，不满意。6月9日，袁木传达了胡耀邦对这个稿子的意见：要写得“高”一些、原则一些，要搞出个“历史性的文件”。胡耀邦还提出可分为8个问题来写，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国企改革，价格改革，等等。6月12日，起草小组反复讨论，决定又增加3条，共11条；分两摊写，来自国家计委、经委的同志一摊，来自国家体改委及其他部门的同志一摊，各写若干条，具体分到我头上的是写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一条。21日，印出了经过初步装配出来的稿子，我看了看，觉得还不如第一稿，主要问题在于议论不够，思想不统一，没有多少新意。22日，小组讨论，袁木决定改写，他亲自写前面几条“虚”的，其他人改写其他几条。23日，袁木主持集体修改，要求达到观点鲜明、文字简练。大家议论，我执笔改，25日改完。28日印出第二稿，送田纪云，同时送国家体改委等几个部门征求意见。

　　第四个小阶段是听取几个部门对第二稿的意见，形成第三稿。

　　7月6日，国家体改委送来意见：写得“平”，缺乏新意。7月10日，商业部送来意见：政企分开问题写得不够明确；不要用“改革者”、“反对者”之类的词汇。袁木决定再请一些部门来提意见。从7月13日至26日，我们先后听了国家物价局、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教育部谈对起草《决定》的意见和介绍他们的改革设想。国家计委、经委也来谈过他们的一些看法。我听了以后总的感觉是，一些行政部门还缺乏革自己的命的自觉性，思想不大解放，站得不高、看得不远，所谈设想比较肤浅、零碎，缺乏创新。

　　与此同时，田纪云于7月11日召集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商业部的负责人来开会，讨论第二稿。根据讨论意见，我们确定按体制改革如何走出一条路子的思路来写，写12条。于是，又集体讨论、分工起草（来自国家计委的桂世镛、来自中办的王愈明和我负责写“虚”的部分，共6条）、汇总统串，于7月23日形成了第三稿。这一稿，我觉得有些进步，但仍然不大满意，主要是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没有突破。

　　7月28日，听赵紫阳谈计划体制改革问题的传达。他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个观点，促使起草小组走出旧的思想框框，重新考虑稿子的结构。

　　第五个小阶段是到北戴河听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7月29日，袁木等去北戴河向中央领导汇报，胡耀邦等听了汇报不大满意，主要是觉得平平淡淡、缺乏新意，要求在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汇报后宣布调整起草小组成员，部分同志回原单位，另从中办调林涧青、郑必坚、林子力等人参加起草小组，小组负责人是林涧青和袁木。

　　从8月1日起，我们都去北戴河，一方面分别拜访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参加拜访的是万里和姚依林。万里的观点和态度非常坚定、鲜明，认为改革非搞不可，否则没有出路。他完全赞同稿子中对我国经济状况的分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在谈到农民生活困苦、农村教育落后和一些农村干部为非作歹时，他激动得拍起了桌子。姚依林没有说多少话，只强调现在许多问题还看不准，文件要写得原则一点。在此期间，我和杨启先还参加了秦皇岛市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对改革的意见。另一方面，起草小组根据在北戴河听到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重新讨论整个文件的框架，拟出了新的提纲。但是在起草小组讨论时，对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仍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是有些同志担心会导致资本主义。

　　8月5日，胡耀邦接见起草小组全体人员，表示基本同意新提纲，逐条讲了些意见，并要求20日前拿出新的稿子，交给将于9月上旬在北京组织的高级干部大讨论。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胡耀邦。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是团干部，到团中央听过他的报告，他那敏锐的思维、生动的语言、平易近人的风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近距离面对面听他讲话，倍感亲切。

　　第六个小阶段是根据胡耀邦、赵紫阳的意见，写出第四稿、第五稿。

　　8月7日回北京后，我们立即按照新提纲，重新分工起草第四稿。郑必坚、王愈明和我负责写前三条，边议边写，我执笔。到8月15日，11条全部写出，由林涧青、袁木、郑必坚等统稿。

　　在此之前，理论界又活跃起来，开会、写文章、给中央写报告，纷纷要求明确肯定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例如，4月中旬，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召开座谈会，不少人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已不适应推进改革的需要，有的人还明确指出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6月，赵紫阳同马洪谈话，说：看起来中国还是要搞商品经济，你不是也有这种观点吗？不妨写篇文章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叔莲、张卓元写了《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一文，由马洪分送几位老同志。王震回信说写得很好，其他老同志也有回音，表示没有意见。

　　8月29日，赵紫阳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组座谈，他着重对第四稿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增强企业活力、价格改革、政企分开、经济责任制等几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他重申社会主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这为《决定》的起草定下了基本调子。

　　8月30日，胡耀邦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组座谈。他再次要求在总结前几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他还说了许多话，我们有时也插插话。他谈到邓小平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说：“‘四人帮’宣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就让他们喝西北风去吧，他们把发展商品经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又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在讲到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弊病时，他间接引用了列宁的话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什么“无所不包”！能包得起来吗？包起来的结果就是经济没有活力，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难。还说：“什么是计划？计划就是打算、预计嘛，不可能算得那么准确。计划就是计划，不是法令。”在讲到发展个体经济时，他说：“有人反对发展个体经济，怕导致资本主义。怕什么？它们不过是太平洋上面几个小孤岛而已，掀不起什么风浪！”（说到这里，他哈哈哈地笑了）。在讲到“反精神污染”时，他说：“把‘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变成了‘全社会清除精神污染’，这是偷换了命题。”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以后要少讲一点，讲多了会影响对外开放。”最后他说，我对经济工作不熟识，今天我说的不算，你们就听紫阳的。

　　根据胡耀邦、赵紫阳的意见，我们又立即分题、起草（来自国家体改委的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负责编写两条：经济责任制和多种经济形式）、综合、互相修改、集体“过”稿子，于9月5日形成了第五稿，共10条。袁木还让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起草一份文件说明，供大讨论时用。

　　9月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第五稿，同意把这个稿子提交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讨论。会上还决定大讨论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中央，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约400人，分十几个组讨论修改；在地方，分别由各省区市委常委召集大企业负责人、理论工作者讨论修改。胡耀邦还指出，计划、价格、领导三条写得还不够，要加以充实。会后我们即对这三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第七个小阶段是中央和地方组织大讨论，对第五稿提出修改意见。

　　从9月11日至20日，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的分组讨论。我分到第10组，地点在中南海152会议室，召集人是杨尚昆、宋平、袁宝华。袁宝华当时是国家经委主任，他在会上说：“请谢明干同志把文件念一遍吧，他是起草小组的。”我认真地大声地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完后全场鼓掌，萧劲光还称赞说：“念得好！”会上七嘴八舌，纷纷说文件写得好，气氛很活跃。从12日开始，小组每天讨论半天，念一条讨论一条。大家联系实际，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除在个别文字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没有原则性的意见。

　　9月13日小组讨论时，先传达了赵紫阳9月9日写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的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意见》在讲计划体制改革时讲了四层意思：一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二是“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三是“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四是“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开来”。在讲价格改革时，《意见》认为，“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的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的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在调整物价时，一定要积极?重，采取负责态度……务必使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仅不降低，而且尽可能有所提高”。在讲到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时，《意见》主要强调政企应分开，公司必须是企业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大家听了《意见》后，争先发言，表示赞同，要求稿子按之修改。

　　对赵紫阳这篇《意见》，邓小平于9月11日批示“我赞成”。李先念也表示，信中提到的三个问题确实是根本性的问题，解决好了，将会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9月13日，陈云给赵紫阳回信，表示赞同赵紫阳的《意见》，认为他讲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在谈到计划体制改革时，陈云在信中说：“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了。因此，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在谈到价格改革时，陈云说：“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该稳步进行。上次化纤降价、棉布提价没有引起社会震动，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鉴。”在谈到政企分开时，陈云说：“这样做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最后，陈云强调指出：“这几年，农村的改革已取得极大的成功，城市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因此，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务使改革健康发展。”陈云这封信，在9月14日小组讨论会上传达了， 大家都表示赞同，起草小组也及时把陈云信中的基本观点吸收到稿子里面去。

　　9月17日，讨论结束。这场大讨论显示出全党对改革的高度关切，大家对这个稿子是肯定的、拥护的，评价很高。我觉得通过这次讨论，文稿中的主要观点，在这个范围内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从简报看，虽然意见也提了不少，但新的或原则性的已不多。在讨论企业改革时，首钢负责人主张向发达国家学习，国家对企业只监督、不干预；也有人建议，应直言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起草小组多数人认为，这些观点“走得太快、太远”，目前尚不宜考虑。

　　9月19日，胡耀邦又到起草小组，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说到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他说打算10月13日开预备会议；18日开三中全会，半天；19日公布《决定》。根据胡耀邦、赵紫阳的意见，考虑中央、地方大讨论的意见，我们从21日到24日又分题修改稿子。高尚全、杨启先和我负责修改计划、价格两条。修改时我们直接引用了赵紫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主要观点，并在提法上作了改动和发展。到25日，印出第六稿。这一稿比以前有较大改动，强调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仍然因为受到某些人认识上的局限，没有把“商品经济”明确写上。对此，马洪给中央和国务院写信，要求把“商品经济”的提法写入《决定》；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座谈时，有的专家也直言应把“商品经济”明确写进《决定》。赵紫阳把马洪的信及此次座谈的简报都批到起草小组。

　　

本文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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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读性的有特色的史学著作。它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的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经验，目的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生动鲜活的新时期党史读本。
　　该书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研究员、副主任高永中研究员担任主编，中国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承担具体的采访和选编工作。为收集与改革开放相关的回忆录和口述史，该书编写组成员先后采访了几百位老同志，积累了逾千万字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经过系统梳理、精心选编，形成了现在这部《改革开放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