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把心肠论浊清”(2)

　　失意的徐述夔不思悔改，所著诗、书当中，多有怀念前明、诋毁满清之语，招来日后的灭门之灾。

　　1778年，内阁学士刘墉（也就是那位因三流影视剧而在当世鼎鼎大名的刘罗锅）向皇帝举报，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多有悖逆之句。当乾隆皇帝看到“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搁一边”等诗句时，勃然大怒。此时，徐述夔已离开人世十五年了，但仍被剖棺戮尸，儿孙一律处斩，所著诗书全部禁毁。处罚一个死人，仍然难消皇帝陛下的心头之恨，于是，神经大发的乾隆皇帝把剩余的怒火全部倾泄到徐述夔原籍的地方官员身上——江苏布政使陶易以“故纵大逆”之罪处斩；扬州知府、东台知县以惩治迟延不力，分处流刑和徒刑。

　　徐述夔诗案中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乾隆爷前四次下江南都要召见的江南“大佬”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传中写有“品行文章皆可法”等称赞之语。这令龙颜十分不悦。尽管沈德潜去世也快有十年了，但乾隆皇帝还是决意彻底调查。皇帝对沈德潜的家人宣称，为了体现君臣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想重温沈老先生的诗作，命沈族家人进呈诗集。于是，沈德潜晚年所编的多卷诗集摆到了皇帝的案头。

　　当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的沈德潜，在人生的最后三十年，极尽人臣之荣华富贵。在朝为官时，即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吟风咏月，讨论历代诗歌的源流升降，为“诗人”乾隆修改诗作或干脆捉刀代写。退休还籍后，仍屡受朝廷恩典，并封官加爵，荫及子孙。“老来俏”让热衷功名利禄的沈老大人有些飘飘然，在所编诗集中，居然名令智昏，胆大妄为地把当年为皇帝修改和代为捉刀的诗作全都纳入自己的名下。

　　可以想象，西洋镜被戳穿，对虚荣心极强的“诗人”乾隆是何等严重的打击！果不其然，乾隆皇帝看到自己的“著作权”被无端侵犯，脸色顿时阴沉得象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乌云一般。他从诗集中找到沈德潜的《咏黑牡丹》，以其中“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诗句为罪证，指控沈德潜诽谤朝廷，大逆不道。于是，已经入土的沈老大人从棺材里被扒将出来，戮尸示众，所有官爵谥典被尽行革去，御赐祭葬碑文一并被毁。

　　上述两例诗案，只不过是乾隆在位期间全部文字案之管中一斑。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编《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一朝，较大的文字案计有64起，其余不下70起，其中，47起涉及极刑，生者斩首，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由深文周纳，吹毛求疵，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制造的文字狱，如一匹脱缰野马，在这个古老国度里演示着它的疯狂。

　　文字狱不仅仅是对肉体的谋杀，更是对思想的谋杀，对人权的谋杀。思想表达的权利既被剥夺，思想的动力和源泉便不复存在。于是，举国上下都在山呼万岁，歌功颂德。而这正是统治者乐于看到的，对于他们来说，接受统治的民众们越是没有思想，越是愚昧，江山社稷也就越牢固稳定。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对于当权者来说，最大的冷漠莫过于歌功颂德，最大的热情多表现为建议与批评。一个国家，一个掌握政权的君主，如果不让或者不敢让老百姓说话，尤其畏惧读书人的议论，那么“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之说就只能是自欺欺人了。言论自由没有，思想禁锢就习以为常，由此导致政治体制的落后，进而必然是经济的落后，后面自然是军事上的不堪一击。因此，当普天之下只有一种声音时，“天下”也就岌岌可危了。

　　绝大多数读书的人，对于杀头当然很害怕。于是，心悸不已的他们一头扎进故纸堆，不问世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乾隆后期直至嘉庆年间，考据之风盛行。读书人先从年代久远的书籍中找来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然后旁征博引，从同样年代久远的书籍中找来大量的材料，对这句话或者这个字进行烦琐细碎的考订和论证。所证之题大多舍本求末，厚古薄今，而终不知所归。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其门下弟子入都会试，去通州买饼充饥，看到饼背斑斑驳驳，似有文图，遂以纸拓下，戏而寄与阮元，谎称古籍铭文，求师考订。于是，多位名士，聚齐一处，众说纷纭。最后还是阮元技高一筹，考出此乃《宣和国谱》中的某影。此门生自是哭笑不得。由此可见当时学风之一斑。这种脱离实际、华而不朴、没有任何创造力、简直是在践踏人类智慧的游戏，在中国居然被当作一种学术，而备受后世推崇。实在令人惊讶！

　　读书人还能从事的一项事业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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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