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国之梦(2)

　　太平天国的狂飙突进似乎只是告诉人们，古老的中国到了应当改变的时候。至于如何改变，天国的领袖们与他们的几万万同胞一样茫然无知。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中国农民的参与权和发言权长期被剥夺，被视为只会在土地上刨食的模糊群体，这一点似与农业社会颇为不符，然而这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特色。因为如此，历史上也就不断地爆发抢夺“话语权”的农民运动，又因为“话语权”长期被剥夺的缘故，所以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难以发表富有创意的“话语”。当工业文明在西方世界兴起并波及中国的时候，中国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来适应世界潮流？中国农民不能回答这一问题，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也不能回答这一问题。

　　洪秀全以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片面理解，企图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这种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取得成功，因为，上帝崇拜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冰炭不容，假使基督教社会得以建立，那么原有的社会结构就必然全面崩溃。太平天国表现出来的巨大破坏性即由此而来。基督褔音中“仁爱”之声并没有给太平军将士带来“仁爱”之举，在非战斗场合，如同切菜割草般的杀戮司空见惯，攻陷南京时，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以及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而惨遭杀害，居住在南京城内的35000名满族平民无一例外地被烧死或溺死。

　　定都天京以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充分显现了农民革命家们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个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中心内容的施政纲领，看上去似乎能将中国社会凭空拉升一百年，实际上却只能是一纸雄文，除了借以自欺之外，根本就无法在现实中存在。在太平天国长期控制的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就曾经激进地推行过这样的理想制度，但是天国粮食和物资的大量需求，很快就让美好的制度名不副实，当地农民沮丧之余，只有抛弃天国分配的土地，以躲避沉重的赋税。至于太平天国后期的《资政新编》，则完全是花花公子式的人物洪仁玕的一场政治“秀”。以太平天国后期险峻的军政局势，如此“资政”，无异于天方夜谭。

　　颇受后世称颂的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子纳妾、禁止娼妓、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等政令，一度让太平天国新风荡漾，但很快就发生异变。诸多禁令未能阻挡天国高层人物的堕落，尤其是定都天京之后，他们多数都妻妾成群，生活不再保持原来的俭朴。天王洪秀全更是率先垂范，当仁不让，沉溺于美女环绕之类的宫廷享乐，醉心于从《劝世良言》中寻求“天父”的启示。

　　虽然洪秀全极度渴望“天父”能给予他更多神秘的启示，如同多年前的梦境那样，但是，圣明的“天父”或许对贵为天王的洪秀全已经失望，他不再光顾“圣子”的梦境，而是经常下凡附于东王杨秀清——太平天国另一著名领袖——的身体之上，转而向天王发号施令。进驻天京之后，烧炭工人出身的东王杨秀清就以洪秀全曾经使用过无数次的“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传言”的招式，反过来架空洪秀全，成为太平天国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仅此一例，足见洪秀全在政治上的弱智，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样的弱智培养了杨秀清的野心，他不能满足屈居天王之下的名分，遂于1856年8月，假托天父下凡，逼天王亲自到东王府封其为万岁。天王的容忍终于达到极限，一场残酷的杀戮霎时出现。

　　1856年9月1日深夜，太平天国早期领袖之一——北王韦昌辉于接到天王密诏之后，亲率3000精锐部众从战火纷飞的江西前线奔回天京，翌日凌晨，突袭东王府，将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众家属全部杀光，随后，杀红了眼的北王又血洗京城，数万无辜军人和平民倒在血泊之中。同为烧炭工人出身的韦昌辉当然不仅仅是为杀人而来，他的目标是洪秀全的天王之位。危机之中，天国另一著名领袖翼王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被调入天京。得到强援的洪秀全于是大开杀戒，韦昌辉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死于乱刀之下。不久，石达开也在洪秀全的猜忌之下，心灰意冷地率部离开天京，虽然坚守当初永不背叛的承诺，但从此却游离于太平天国之外。至此，金田起兵时的骨干力量消耗殆尽。

　　然而，重掌大权的洪秀全再也不能振作起来。他犹豫不决，畏葸不前；他任人唯亲，偏听偏信；他作为神圣宗教领袖的声望不复存在；他政治上超级低能的表现让太平天国失去了明确的目标；他疯狂的兽性驱走了大量的支持者，而使太平天国陷入孤立的境地。太平天国在还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辉煌之时，就开始走上了颓败之路。而这个时候距离定都天京不过三年。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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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