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书生们的维新运动(2)

　　山河破碎，变革又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本世纪还有几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多种变革方案送到了中央政府的案头，各方人士都想在变革风云中激荡一回。有的主张聘请日本人伊藤博文任中国首相，因为此人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有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希望他能将日本的维新复制到中国。有的主张废除《马关条约》，将其中给予日本的各项赔偿，分与俄国和其他的国家，以换取这些国家与日本人交战。一位已经在中国居住了25年的英国人李提摩太打电报给李鸿章，宣称他已经找到帮助中国政府走出危机的良方。当大清官员看到他所拟定的《中英同盟密约草稿》时，觉得这位中国通幼稚得有些可爱，因为大清帝国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外国，哪怕这个外国足够强大。英国公使对这样的同盟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认为与战败后的中国结盟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不需要通过结盟就能在中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政府中一些锐意进取的官员，对新的变革如何开展莫衷一是。掌握了帝国最高权力的西太后，决定让已经亲政多年的光绪皇帝历练一回，因为老太婆自己也苦无良策。她曾经是那样地支持洋务派的自强运动，但是，凝聚无数心血，花费大量金银换来的一点点新气象，被日本人顷刻之间打得稀烂。虽然对帝国的前途不至于丧失信心，但已经六十开外的老太太，对新变革显得有些迟疑。

　　而年轻的光绪皇帝，颇具英锐之气。他常与身边的大臣说，朕欲为救中国！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应该说，一个封建帝王有这样的政治思想，实为中国历史所罕见。光绪皇帝选择了广东举人康有为的变革方案。此前，皇帝陛下阅读了康有为用编年体形式写成的《日本变政考》。这位对帝国前途深感忧虑、立志改变帝国命运的青年君主，在阅读的时候，常常掩卷痛哭。皇帝陛下召见了还没有取得功名的康有为，提拔了一批与这位南方人志同道合的青年。前所未有的维新运动开始了。

　　1898年6月11日，皇帝陛下发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大幕。按中国特有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这一年为戊戌年，故而，这场维新运动被史家称为“戊戌变法”。在初夏的北京，康有为和他年轻的同道们异常忙碌，穿着厚厚的官服，不免汗水涟涟。由这批书生起草或提议，光绪皇帝——脱下龙袍，他也是一个书生——在短短的103天内，共颁发了200多道谕旨和批示。由于发布的文件太多，后来读史者费了不少力气，才将这次维新运动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个大概的归纳：

　　——政治方面：广开言路，任何人不许阻挠官民上书；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提倡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

　　——军事方面：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

　　当中多个项目，我们似曾相识。各式工矿实业，洋务运动中早在帝国遍地开花；北京和其他地方多年前就已开设的同文馆、水师学堂、船政学堂皆具备现代教育模式；大清帝国的士兵在与日本交战的时候，使用的武器也不是大刀长矛；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按德国操典训练新式军队，也多有时日。还有一些内容，也在政府的议事日程当中。应该说，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新的东西并不太多。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政治准备、思想舆论准备也不充分的维新运动。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倒幕府，铲除阻挠变革的保守势力。但康有为们的维新运动开始的时候，大清帝国的保守势力纹丝未动。维新运动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原有的秩序，如裁减绿营难免引起依靠世袭获取官爵的八旗子弟的恐慌，废除八股很容易让那些终日背诵四书五经的读书人产生愤怒。这些在原有秩序中享受利益的保守势力，惊恐之下，必然反扑。以当日情势来看，康有为们对于这样的反扑是难以招架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实力。作为维新派政治偶像的光绪皇帝虽然有抱负，不乏热情，毫不动摇地支持变革，但他长期幽居深宫，没有太多的朝政经验，未能掌握政府实际权力，尽管这是一场没有多少新奇内容的维新运动，但从其开始的那天起，惨败的结局就已经确定。

　　虽然，从甲午之败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读书人，就一直为变革维新鼓与呼，但产生影响的范围和深度极为有限。官僚圈子内，真正认同维新运动的官员并不多，普通民众更是知之甚少。一项巨大的社会改造运动，没有最广泛的社会认同，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也是一场操作过于简单、粗糙而又急于求成的维新运动。103天之内，急风暴雨式的奏议、上谕、诏令、指示无数，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而且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似乎只要诏书发出，维新运动即可完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能立即产生。政府几乎所有官员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纯粹书生气十足的的文件面前无所适从，准确的执行当然成了奢望。

　　这又是一场由书生主导并参与的维新运动。这批书生虽然不乏激情，富于献身精神，但他们既非长于韬略的政治家，也非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未曾设想，甚至连政治斗争中起码的权术都不具备，当残酷无情的政治打击来临的时候，这批豪情满怀的书生居然一筹莫展，唯有“痛哭不成声”。

　　维新领袖康有为的狂妄早就名满天下。几年前，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孙文求见，康有为即以拜师为俯见的先决条件，狂傲不逊他人的孙文当即拂袖而去。因首倡变法，声势夺人，又得到皇帝支持，康有为更是傲气四迸。甲午之败暂时失势的李鸿章愿出银二千元加入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不但被拒绝，而且还遭讥讽。至此，南海先生的狂妄演变成政治上的幼稚。维新运动之前，他在与朝廷重臣荣禄的对话中，居然狂言，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可以变法。当太多的维新项目需要经费支持时，他又认为，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就行。

　　当维新运动还在热火朝天之时，英国公使就指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但没有丝毫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他所主导的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列强在北京的代表，“对于中国之返回到野蛮状态，似乎都有坚决赞助的意见”。

　　9月中旬，光绪皇帝召见了从天津小站新兵营前来北京述职的袁世凯，君臣之间简单地交谈之后，皇帝陛下破格赏给了这位手握兵权的臣子一个侍郎的头衔。此外，光绪皇帝还有一个重要的外事安排，几天之后将会见前来中国作私人访问的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

　　这两件极为平常的政务活动，引起了处于半退休状态的西太后的严重关注。团结在老太婆周围的保守派官僚想当然地认为，光绪皇帝之举动，在于把持武装力量，并欲与外国人结成联盟，其目的不言而喻。西太后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她异常冷淡地接待了前来颐和园请安的光绪皇帝。她果断地作出决策，在皇帝会见日本人以前，临朝“训政”。

　　敏感的皇帝陛下预感大势不妙，随即密诏康有为等速觅良策。维新运动重要参与者之一、湖南青年谭嗣同深夜造访尚在京城的袁世凯，请求兵援。在残酷无情、危机四伏的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袁世凯当场支吾其词，不置可否。苦苦思索之后，他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天津以观其变。

　　9月21日，西太后从颐和园回到北京，迅速接管了政府全部权力。维新运动仅历百余日即戛然而止。可怜的皇帝陛下，在被监督之下，会见了伊藤博文，然后即遭软禁，并且终身未获自由。康有为于此前只身逃离北京，他的学生、维新运动的鼓动宣传家梁启超避祸日本使馆。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于该日醒来之时，发现其兄不辞而别，忍不住大骂其兄不仁不义，但于事无补，他和另外5位著名的维新人士，已经无法逃脱西太后布下的罗网，被斩于菜市口刑场。

　　“六君子”中，谭嗣同最后被捕。回到天津的袁世凯，于西太后“训政”之后，向直隶总督荣禄报告了谭嗣同夜访请兵一事，谭嗣同遂被列入追捕名单当中。侠义豪爽的谭嗣同本来就不打算逃避，他看到了在中国变革的困难性和长期性，甘以颈上头颅，换取国民觉醒：

　　“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即有所成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但这些变革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却极其丰富。历时103天的维新运动，看似以毫无结果的失败而告终，但它的意义——正面的和负面的——仍然不容低估。因维新运动的失败，政府中较为开明有为的官员大多被流被贬，未被流贬的也受到压制而丧失了话语权，由此间接导致帝国政府于日后的义和团运动中，判断错误。又因维新之败，主张推翻帝国政府的革命代之而起，并发展迅速。于此无奈情势之下，几年之后大清政府的立宪、修律活动，只好重拾百日维新之章程。而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维新运动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之先河，中国思想史图谱自此发生变化。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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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