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逆流(2)

　　慢慢地，一些不无想象力的说法得到流传：

　　（洋人）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

　　（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山东省先后两任巡抚张汝梅、毓贤，均属极端仇外人士。义和拳是他们在本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伟大的发现。他们认为，义和拳追杀教民、攻打教堂，简直就是爱国主义的壮举。他们向朝廷建议，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其更名为义和团。他们把义和团的拳民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甚至还为义和团作了必要的政治策划，为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以便将来能向政府推荐而为政府所用。

　　义和团自始至终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指挥机构，而只是以坛、厂为单位，派别系统十分复杂。经常的情形就是，几个人相聚在一起，开坛设厂，在头上扎上一块红色或者其他颜色的头巾，穿上与常人相异的衣裳，往脸上涂一把乱七八糟的油彩，然后就能自称或者被称为义和团了。地方大员的支持，自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导向作用，底层民众遂纷纷开坛练拳。霎时间，义和团在华北平原遍地开花，山东、直隶两省尤甚。义和团的打击对象也在不断地扩大，到了后来，一切与“洋”有关的物事皆在被剿之列，除了杀传教士、教民以及捣毁教堂之外，他们割电线、扒铁路、毁学校、烧洋货，但凡沾上洋气的人和物，必欲除之而后快。仿佛不如此彻底地灭洋，就不能表现义和团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情怀。

　　义和团绝无分寸、毫无节制的灭洋“壮举”，让外国不无担忧。各国使节不断地向北京提出抗议，要求大清政府采取措施，尽快禁止义和团运动，以保证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和各国在华利益。毓贤等人遂被撤职查办，各地也接到了限期剿灭拳匪的诏令。

　　毓贤等人由此反而得以游说京师，他们不辞辛劳，连日奔走于中央各部以及大小官员之间，为义和团宣传造势。毓贤们添油加醋般地描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那位急于让儿子登上皇帝宝座的亲王载漪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皇族成员们，那位经常把“民不聊生”念成“民不邪生”的军机大臣刚毅，那位在东交民巷路南“与鬼为邻，望洋兴叹”的内阁大学士徐桐……一个个都热血沸腾。这些位高权重的达官显贵天真地认为，天降神兵，扬我中华国威的机会终于来到。西太后于不断地听到义和团的法术和神奇之后，最后决定利用义和团，给可恶复可恨的洋人一个教训。

　　接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亲临义和团所设立的坛厂，用德国造的洋枪，检验“刀枪不入”的真伪；首席军机荣禄也来到义和团大本营，观摩了义和团神奇的表演。之后，他们在报告中，向以西太后为核心的帝国最高决策机构明确地表称，义和团不可用！但这无济于事。包括西太后在内的大多中枢政要，大脑已经热得发烫。

　　局势终于不可遏制地一天比一天恶化起来，1900年春夏之交，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庄亲王、端郡王的王府，如今变成了义和团的神坛，就连于谦庙这样高雅圣洁的地方，也都成了拳厂。黄莲圣母被请进了政府衙门，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官员，此刻却恭敬地叩头下跪；大阿哥白衣赤带，一脸英气，出任义和团总坛二师兄。义和团在当年的人气之旺大大超过了近几年流行的“超女”，是本年度北京城最为流行的时尚，上自王公卿相，下自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纨绔子弟或游手好闲之人大量参与其间。北京街头，“头裹红巾之辈满目皆是，以致红布价格为之顿昂”。

　　在这个世纪最后的年月里，来自大清帝国的义和团壮士，对上帝的子民，开始了中国式的“末日审判”。北京城内大部分教堂和洋楼被烧毁，数千家民居和商店被连带；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平民百姓，商家富豪，甚至高官显要，只要发现与“洋”有关，即遭屠戮。

　　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

　　帝国多位政府高官，也加入到这场已经疯狂的屠杀中来。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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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