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第一次海湾危机(3)

　　三、具体操作过程

　　（一）钱其琛外长的中东穿梭外交

　　“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在外交史上是一个新词。在1973年“十月战争”之后，为促成以色列军队从埃及和叙利亚领土撤军，基辛格在七个月里往返于各国的首都之间，寻求达成有限的目标。1974年1月《纽约时报》首次运用“穿梭”一词来形容亨利R26;基辛格的外交活动。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1990年11月，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钱其琛在七天之中往返于中东各国之间，这也是一次典型的穿梭外交，是中国外交上的第一次穿梭外交。

　　1.应邀出访中东

　　1990年10月15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向我驻约旦大使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特使访问伊拉克和海湾地区。此前，阿曼、巴勒斯坦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综观世界全局，着眼海湾和平，中央决定派遣钱其琛于11月6日至12日出访中东，以特使的身份访问埃及、沙特、约旦和伊拉克。

　　在中东地区，中国不谋求任何私利，地位特殊，深获阿拉伯各国的信任和尊重。钱其琛外长出访中东寻求海湾危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海湾危机期间唯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长。

　　针对当时复杂的局势，我方制定的出访方针是：不带解决方案，也不充当调解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的和平解决。

　　在出访准备会上，钱其琛强调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谈话重点。伊拉克是这次出访的重点，要向伊方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形势严峻，避免战争对伊拉克是有利的，伊方对此要有相应表示。对沙特、科威特，要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处境，表明中国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公正立场，同时说明军事解决对他们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应当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来解决危机。至于约旦、埃及，主要是了解他们对伊拉克的实际态度，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

　　2.与贝克开罗会晤

　　我方原定的出访顺序是沙特、约旦、伊拉克、埃及。美国获悉钱其琛外长将出访的消息后，马上提出，将去埃及访问的国务卿贝克希望在开罗安排与钱其琛外长会晤。这时，美国已意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他们需要中国。

　　10月31日上午，美方从华盛顿传来信息，说贝克国务卿将于11月3日前往中东访问，希望于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安排与钱其琛外长见面。我方同意了。不久，美方又提交了一份“非文件”，表示两国外长11月6日在开罗的会见将是有益的，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伊拉克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并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一致立场，以便有可能和平解决海湾危机。　

　　于是，我方将出访顺序调整为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后沙特又提出，法赫德国王也很希望在钱其琛外长访问伊拉克后，在沙特西部港口城市吉达同他会面。这样，最后的行程就定为：北京——开罗——塔伊夫——利雅得——安曼——巴格达——吉达——北京。

　　此时由于联合国实施的制裁，伊拉克已无国际航班进出，我代表团乘坐了民航包机，但包机去伊拉克，也要经过联合国661委员会的特许。开始，我方计划飞经土耳其上空前往伊拉克，但出于某种原因，土方婉拒了。我方改从约旦入境，经沙特回国。

　　我方人员是11月6日上午9时离开北京的，波音767型飞机加足了油，连续飞行12个小时，于当地时间下午3时半抵达开罗。贝克是当天上午到开罗的，正好下午离开。于是，在开罗机场，来访的中国外长“巧遇”了美国国务卿。

　　当时，美国还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海湾危机发生后，美国需要与中国的合作，双方的联系和来往迅速增加。

本文摘自《钱其琛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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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吴建民同志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认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