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扎进制造业

　　近年来，企业界出现了一种企业DNA的理论。DNA是所有生物遗传的物质基础。生物体亲子间的相似性和继承性，也就是所谓的遗传信息都贮存在DNA分子中。企业的“DNA”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另一个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在变化的市场中基本不变的核心。当然，DNA是与生俱来的，在公司最初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并影响到以后的行动。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郭台铭创业初期的轨迹，来理清富士康后来走向成功的那些最基本的因素。

　　其实，郭台铭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和道路。创业之前，郭台铭以中国海事专科学校航运管理科毕业的背景，进入当时台湾前三强的船务公司复兴航运，在当时有“台湾华尔街”之称的馆前路上班，担任排期及押汇工作，每天穿衬衫打领带，也就是今天的“白领”。当时正赶上美国对台湾的纺织品实行配额管理，下一年的配额要由前一年的输出量来决定，而输出的额度就要看船期的安排，船期越多，意味着明年的生意更大。因此，当时的航运公司掌握着许多纺织公司的命脉。郭台铭的工作就是负责船期的规划，是一个很吃香的差使，几乎每天中午都有人请他吃饭。

　　但郭台铭没有流连于这种风光的生活中，而是选择了自己创业。按理说，有了在航运公司一年的经验，郭台铭应该深知海外贸易一转手就可以赚钱的奥妙，即使是去创业，也应该进入自己熟悉的外贸行业。但是，郭台铭看到的是贸易背后的东西：几乎所有的贸易产品，不是工业品，就是农产品。生产才是根本，才能带动服务业。因此，他决心去开工厂。

　　即使是开公司，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也不一定非要进入制造业。这种诱惑就曾出现在郭台铭的面前。

　　1977年，鸿海的资本额增加到50万元人民币，他准备投资模具机器，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模具厂。

　　这50万元来得相当不容易。创业初期，每月出货的塑料成品加工值约1万元，全年营业额12.5万元，当时的15名员工就挤在租来的83平方米的厂房里工作，就像现在深圳出租屋里的那些遍地都是的小家庭作坊，并且还是最差的。特别是经历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扬，景气下降，经营困难，公司处于严重的不稳定之中。

　　这时候，有一个机会降临了。

　　正当郭台铭筹集资金建模具厂的时候，一个土地掮客找上门来，向他兜售一块地。那是一块在土城永福宫后面的土地，1平方米才卖290元人民币。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台湾土地开始进入狂飙的年代。如果抓住这次机遇，郭台铭就有可能进入房地产业了。

　　另外，当时制造业开始起飞，原料也很短缺，有的工厂老板干脆拿钱买原料，囤积起来牟利。

　　这时郭台铭开始犹豫，到底要把这第一笔钱拿去盖模具厂、买土地，还是买原料来囤积？如果从赚钱快和多的角度去想，买土地和屯积原料，都好过盖模具厂。

　　“当我以一个工业经营者的心态做出决定时，就开始看得比较长远，想把公司的基础打好。”郭台铭作为经营者的心态和理念，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成长模式。

　　郭台铭最后还是决定把第一笔资金用来打造自己的塑料模具厂。然而，不到半年时间，永福宫后面的那块地涨了三倍，而原料价格也大幅上扬。“我的塑料模具厂才刚刚开始建立，设备是新的，工作人员也是新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机器装不起来，大家都相对无言。”郭台铭说。

　　有人可能说，郭台铭完全应该先抓住买土地的机遇，大赚一把，然后再回来建工厂。

　　其实，制造业的人都清楚，如果当时郭台铭一犹豫，去买了土地，就再也不可能回到制造业来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富士康了。

　　对此郭台铭认为，当一个创业者做出重大投资决定后，就不要去理会土地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变化，如果没有一股埋头向前的冲劲，必会产生心理不平衡的现象。“一个企业的创业者，一定要具备不受外界干扰的傻劲。”

　　在郭台铭眼中，外在环境让许多人的价值观产生混淆，无法分辨是非。当时有相当多工厂不肯专注于追求本身的专业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提升，反而从事炒地皮和股票买卖等投机行为，或许这样赚钱比较快，也比较轻松。反观投入工业所要花费的精神和心力，要比玩金钱游戏辛苦数倍，甚至数十倍，而且这样的投入和产出回报还未必成比例。

　　制造业是工业的根本，是基础。但要想在制造业里扎根，必须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富士康在前10年打拼得非常艰苦，如果没有这种扎根精神，是坚持不下去的。

本文摘自《郭台铭与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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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与华为同年诞生，对街而立，销售收入是华为的6倍。
它做电脑，销售收入是联想的3倍。
它就是富士康科技集团。
在台湾，它又叫鸿海。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系统披露富士康经营秘籍的著述。本书揭开了关于富士康的种种迷团，读者当可见微知著，一窥全球500强企业的成长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