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革命

2014-01-15 16:14:03

  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航海和贸易领域的重大变革终结了此前漫长的经济停滞时代。在当时的意大利,现代银行业得以开启。

   ——赖纳·特劳布

  公元800年,查理大帝1在罗马加冕,成为皇帝。从此,西欧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变革。尽管几百年来,整个欧洲大陆一直从中受益,但是穆斯林的入侵突然中断了环地中海地区广泛的商品交换和思想交流。公元7世纪至8世纪早期,穆斯林征服者们占领了地中海的南海岸和西海岸。

  直到古典文明晚期,水(路)都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主要交通渠道,而这万物之源却突然之间变成了隔绝人类的工具:穆斯林让一切变成未知,就像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所写的那样,“基督徒们失去了游泳所依靠的救生板。”

  查理大帝征战欧洲大陆的目的并非罗马帝国,而是实现控制整个大陆的梦想。在此过程中,土地成了决定性的经济要素。当时的生产仅限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因此也就没有商品间的交换,商人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中世纪早期,由于战争的原因,既没有形成地区性的或跨地区性的商品市场,也没有根本建立起重要的城市文明。“自8世纪末起,西欧退化为完全的农业经济社会”,亨利·皮雷纳在其经典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历史的大退步。

  这一情形持续了大约300年,直到1096年的基督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整个大环境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穆斯林势力被驱逐出去。11至13世纪,主要是意大利的港口城市,普罗旺斯和加泰隆尼亚地区的港口城市也或多或少地夺取了地中海地区的控制权。其实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威尼斯就已经和戈兰高地有了商品往来,因此城市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派出自己的舰队。最晚至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城市夺取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控制权,并在对东方的贸易中取代了拜占庭。地中海区域的力量对比随之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城邦的战略位置成为这一地区内远洋贸易、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同步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前提。历史学家称之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不仅在12世纪晚期以及13世纪终结了欧洲中世纪盛期的黑暗时代,同时给早期资本主义和城市市民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级二者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拉丁语中的商人(mercator)和市民(burgensis)最初本是同义词。由此,意大利发展成为中东和汉莎同盟城市掌控的北欧市场之间的交通枢纽。

  起初,航海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自12世纪起,由阿拉伯人引入地中海地区的指南针得以广泛应用,航海家们依靠指南针可以更加安全和快速地到达北非或北海沿岸的城市,而这一切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正如法国中世纪经济史学家简·法维耶强调的那样,海路的运输成本远远低于陆地。

  远洋势力范围的扩张和欧洲内部市场的扩大引起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由于人们对可开发矿产的位置和情况了解不足,而且贵金属的开采量不够,钱币的铸造和流通受限;其次,远距离携带和运输大量的金币、银币——例如将一些硬币从意大利运送至坐落于法国香槟省地区中世纪最大的贸易博览会——既不方便,又很危险;同时各诸侯国君主通过滥铸货币整顿财政的现象愈演愈烈:硬币中贵金属含量悄然变少,而由于非贵金属的掺入,导致既定货币价值的货币总重增大,这更加剧了货币运输的困难。

  因此在商业革命过程中,基于商人的需要出现了一种替代货币运输的信贷形式:收到商品时,收货人交给供货人一张兑换票据,也就是汇票。它的功能和支票类似,可以保证收到票据的人在确定时间、确定地点,自出票人或第三人处收到特定数额钱款的权力。汇票是现代非现金支付往来的起源,而贸易和信贷从一开始就是紧密相连的。大商人在将货币贸易拓宽到最具收益的经济部门前,他们做着布匹、香料或其他商品的生意。

  银行2的起源和它的名字有关。最初威尼斯、热那亚和其他地方的意大利商人在市场上搁置一条凳,以此做生意。他们手里握着纷繁复杂、形式各异的钱币,开始时做的是不同货币间兑换的买卖。

  然而中世纪末的货币体系复杂难懂。仅仅在比萨,商人就要“应付流通领域中7种不同的钱币”,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这样写道。他还提到,13世纪初,早期资本主义的摇篮意大利分裂为众多相互竞争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定期开战,因此14世纪时,他们不断向市民强制借款,以支付雇佣兵的工资。尽管如此,债务还是迅速膨胀——当时的佛罗伦萨出现了monte commune的概念,意思就是城市债台高筑。

  但与资本主义经济和信贷经济迅猛发展有所不符的是,从古罗马继承而来的数字体系已经过时。罗马数字不适合进行日常的大数额的乘除、分数计算以及其他复杂的数学运算。

  此时,比萨一名税务官以及公证人的儿子想到了弥补这个缺陷的办法。比萨的列奥纳多,别名斐波那契(约1170年-约1250年),他大约12岁的时候跟着在比萨商人联合会驻阿尔及利亚分会任职的父亲前往北非。父亲让他根据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引进过来的体系学习数学。

  1202年,斐波那契完成了《算盘书》(Liber Abaci),他也因此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他不仅通过这本著作将相对罗马数字体系简化了所有类型运算的印度-阿拉伯十进位制引入欧洲——数字2378记录起来比罗马数字MMCCCLⅩⅩⅤⅢ方便多,还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解释了如何应用这一体系进行簿记、货币换算和利息计算。同时他还对数学全球化做出了贡献,即从计算手段上促进了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13世纪的欧洲市场上有三类商人:首先是典当商人,由于他们的意大利出身也被称为“Lombanden”3,主要为中小阶层的市民提供短期借贷。第二种以兑换货币为主,除了在街头兑换钱币外,还做贵金属的生意,佛罗伦萨将这种生意称为“banchi minuti”,也就是小型银行的意思。还有一种是大银行,也就是“banchi grossi”,大多为家族联盟的形式,是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业银行家,他们中产生了中世纪的财富家族。

  不过当时银行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不容小觑的难题,就是基督教禁止索要利息的教义——自神圣的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卡尔大帝统治以来,这一条已经成为基督教对世俗规定的一部分。人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维持上帝造人时的状态——期待能在天堂永生。因此对于财富的追求等同于贪婪这一原罪。

  那么对于没有利息就无法生存的银行而言,他们必须通过很多计算手段获取利息并以此为生——使用最多的手段就是通过另一种货币和异地还款的方法。实际上,货币经济的发展总是与双重道德和伪善如影随形。正如经济历史学家雷蒙德·德罗弗所推测的那样,“如果没有利息的禁忌,早期银行业的发展会是完全不同的情形。”

  那时,银行开业总是小题大做。例如威尼斯就是这样的情况:一场盛大的基督教大弥撒举行之后,所有的银行经理及其家族成员组成的大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向新银行的所在地——这是非常隆重的仪式,有时还有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庆祝活动的高潮是将袋子里装着的金币和银币哗啦哗啦地倒入银行保险库,而这也是在向潜在的投资者展示,这个银行的实力以及向客户保证银行货币储备的安全性。

  但是,早期银行家享受奢华生活的同时还要顶着巨大的破产风险。

  借出的钱币可能在运输途中由于各种原因随着商人购置的货船一起沉没。因此14世纪时,托斯卡纳地区已经开始有个别商人为货船上保险,但这种减少风险的方法只能逐步见效。水路和陆地上潜伏的海盗和劫匪伺机而动,抢劫那些依靠从银行家那儿预支货款来购买商品的商人。另一方面,各国的君主也是银行巨额欠款的债务人,然而由于战争开销过大或生活奢靡腐化,他们常常无法偿还欠款。

  仅仅在银行历史学家们研究较为透彻的威尼斯,13世纪至16世纪末之间,那里103家私人银行中就有96家破产。而沿用至今的“银行破产”这个概念4正是源于意大利的banca rotta。当时大多数资不抵债的银行业者都选择逃亡的方式逃避责任和牢狱。这种情况非常之多,以至于意大利语中有个专门的概念来表示破产的银行家——“fugitivus”,也就是逃亡者的意思,不管所指的人是否真的有逃亡的意图。如果不能完全还清债务,欠债者未来就会被完全排除在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外。另外,在意大利的部分地区(除威尼斯),还普遍存在这样一个正式的侮辱破产银行业者的仪式:这些破产者要光着屁股撞三下当地广场正中的“屈辱石”,同时大声说出“Cedo bonis”,意思就是“我放弃所有财产。”

  尽管风险如此之大,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利润的诱惑下从事银行业。14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两大银行家族巴蒂和佩鲁齐——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他们被意大利的历史学家称为“基督教帝国的支柱”。作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银行家,他们甚至超越了后来极富传奇色彩的美第奇家族;但是,由于美第奇家族的政治地位和文艺复兴的文化光环,因此在留给后世的声誉方面,巴蒂和佩鲁齐就相形见绌了。经济历史学家将巴蒂和佩鲁齐两大家族称为那个时代的“超级企业”(super companie),而不是银行,这是因为他们大部分生意其实是货物贸易,足迹遍布欧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虽然那个时代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特有的经营风险,但14世纪最大的银行家们还是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地做着自己的生意,他们才是真正的商人——尤其在比较了他们和现在银行的利润期许之后,我们更加坚定了这一判断。据经济历史学家雷蒙德·德罗弗所述,相对于全部投入的资金,佩鲁齐家族所得的平均利润率为10%~12%——比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科尔曼所宣布的利润率目标的一半还少。他一直强调,他的利润目标如果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达到25%。

  另外巴蒂和佩鲁齐家族本来试图通过扩大经营范围和开办分公司的方式防止破产,然而恰恰是商业经营上的过度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失败。但给予佛罗伦萨这个“基督教帝国的支柱”致命一击的还是他们最大的欠债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自1337年起,爱德华三世深陷后来延续了近百年的对法战争,最终由于军费开支过大而无力偿还贷款。因此,1344年,佩鲁齐银行倒闭;1346年,巴蒂银行宣布破产。这也是中世纪最为轰动的银行破产事件。

本文摘自《谁是下一个金融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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