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的诅咒

2014-01-15 15:14:56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对新世界的剥削和掠夺加速了欧洲的崛起,但对于拉丁美洲命运的影响远没有左派批评家想象的深远。尽管如此,这个大陆今天依然因为曾经的殖民主义统治而发展得举步维艰。

  ——延斯·格律斯

  钢青色的天空笼罩在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旁的以里科山(又称“富饶之山”)上,空气似乎已经凝固,行人呼吸异常困难,每走一步腿都像灌了铅一样。通往矿山的大门前集结了一队矿工,他们两颊深陷,面露菜色,这些都是因为长期食不果腹和过度疲劳所造成的。他们背着油灯、炸药和铁铲慢慢爬进坑道。

  矿工们要在狭窄的隧道里连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完全是徒手劳作。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印第安人,身材矮小,最大的不到30岁,但每张脸上写满了显然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每天晚上,当他们结束一天的工作从隧道里爬出来的时候,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话都说不出来,他们只能默默地、步履缓慢地回到居住的城市。

  玻利维亚是个典型的拉美国家,不仅天气炎热,而且热闹嘈杂,不过坐落在以里科山脚下海拔4000米高的波托西城却是个例外,那里安静得吓人。印第安妇女脚步匆匆地穿过狭长的小巷,偶尔到来的背包客气喘吁吁地走过地面凹凸不平的市中心,干冷的空气像刀一样割着人们的脸,摧残着人们的心。

  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偏僻的小城当年繁荣的景象,它曾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主动脉。那时,西班牙国王用产自以里科山的白银组建舰队,建设宫殿,购买家具和布匹。英国议会的一名议员曾大约在1620年警告英国政府:来自波托西的白银助长了“西班牙国王妄图建立统一的君主制帝国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印第安人从以里科山挖出的白银也促进了欧洲现代货币经济的发展。

  1545年,印第安人蒂亚戈·瓦尔帕(Diego Huallpa)偶然在以里科山发现了银矿。不久之后,西班牙人强占了这座矿山,并且强迫印第安人在矿山劳作。成百上千的劳工惨死在以里科山的巷道里,而殖民统治的贵族阶层却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

  几百年里,矿工们从以里科山中背出了几千吨的矿石,同时不断地挖掘新的坑道。坑道交错纵横,甚至比殖民地时期的坑道还要低矮难爬。

  1572年,当时的总督佛朗西斯科·托勒多在波托西城建立了第一个皇家造币厂。他们把造好的银币装进集装箱,取道利马从海上运回西班牙。此时的波托西是财富、荣誉和权力的象征;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就曾在自己的作品《堂吉诃德》中写道:“像波托西一样宝贵”。

  著名的皇家造币厂(Casa de la Moneda)如今成了一座博物馆。博物馆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幅人物画像,画中人咧嘴大笑。这幅作品的来源不详,但据历史学家推测,这个人正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和植物神巴克科斯。不过,波托西居民讲述的则是另一个版本:画中人是位生活在19世纪的印第安人,他是在玻利维亚民族独立后大笑着与西班牙人告别。

   然而,玻利维亚的原住民在西班牙殖民者撤出后仍然无法欣喜而笑:矿工的工作条件没有任何改善,每年还是有很多人死于矿难;大多数矿工不到50岁就已经被矽肺剥夺了工作能力。如今,被称作“坐在黄金宝座上的乞丐”的玻利维亚仍是拉丁美洲第二贫穷的国家。

  难道这个国家是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始终贫困吗?还是因为那些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在占领拉丁美洲的500年里不断地剥削这些曾经的殖民地?难道它们现在还要为印第安人的贫穷承担责任?在被誉为拉丁美洲左派圣经的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乌拉圭著名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提到这一观点。最近,这本已有40年历史的作品再次引起轰动:委内瑞拉民粹主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美洲峰会上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用查韦斯的话说,这是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随后,这本书迅速跃居亚马逊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十位。

  同样,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几代学生、学者如饥似渴地阅读并钻研着多加莱亚诺的这一著作,它既被奉为“依赖理论14”的权威著作,又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大流派。所谓“依赖理论”,即曾经的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它们的经济发展依然依附于欧洲和美国等大国;只要第一世界15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剥削第三世界16,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就没有机会改善经济、改善社会发展条件。

  多加莱亚诺认为美国对中美洲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干预与殖民统治者一脉相承。正如西班牙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剥削一样,像20世纪的,联合果品公司17这样的大企业也强迫工人在香蕉种植园工作。

  但是,他的分析能经受起历史的检验吗?拉丁美洲的贫困真的只是剥削造成的吗?巴西历史学家卡洛斯·加布里埃尔认为,“殖民经济与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远比依赖理论家所想的更为复杂。”

  早在殖民统治时期,被殖民者就已经开始奋起反抗大国的经济垄断。不断从矿山中挖出的白银引发通货膨胀,这首先造成了最基本的食物价格的上涨,很多百姓因此吃不饱饭。另一方面,西班牙王室对银币无止境的渴求导致殖民地区常常缺少钱币,以至于原始的物物交换在西班牙的很多殖民地区一度繁荣起来。西班牙是农业大国,它主要向殖民地输送葡萄酒、粮食和橄榄油。遵从王室的规定,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要从热那亚或佛兰德流向美洲,禁止殖民地区直接进口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走私非常兴盛。

  由于马德里无法满足殖民地区对奢侈品的需求,所以海外领地间的贸易非常活跃。比如,墨西哥的贵族在西班牙占领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购买中国的丝绸和布匹。1597年,西班牙输送至菲律宾的白银大大多于送往西班牙的。

  1631年,马德里不允许秘鲁和墨西哥之间存在贸易往来。西班牙王室向美洲派遣了新总督来监管王室的贸易垄断并向当地商人征税。不过,当地人总能找到新的出路,就像以往骗过殖民管理部门一样。他们开始在殖民地区饲养牲畜,种植粮食,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地的开发,以便他们脱离殖民统治。

  17世纪上半叶,殖民大国西班牙开始衰落:西班牙王室负债累累,能够向殖民地输送的产品越来越少,因此殖民地相应地在本地扩大生产。墨西哥、秘鲁和智利逐渐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并且能够生产一部分葡萄酒、橄榄油、钢铁、木材和家具。随着殖民地区之间日益密切和深入的贸易往来,独立的美洲经济圈形成,墨西哥城和利马发展成为贸易中心。

  马德里逐渐失去了海上霸权,北欧地区崛起的新霸主赶走了西班牙。受命于英法王室的海盗在塞维利亚和殖民地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上抢劫、袭击西班牙的货船,使这条海陆通道变成危险航线,以至于后来西班牙货船只能组成舰队在加勒比海上航行,而在公海上必须有军舰护航才行。

  在西班牙霸主地位衰落的同时,伊比利亚半岛上笼罩着干旱和饥荒的阴霾,到17世纪末,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世界霸主已经沦为边缘国家。直到18世纪,西班牙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才再次进入一个短暂的黄金发展期。马德里加强了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并增大了墨西哥的白银产量。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日渐繁荣,其中很多国家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再生”,拉美历史学家梅度·麦克劳德这样概括道。

  首先,古巴从海外贸易的自由化中获利,当时的哈瓦那人口达到了7万,一跃成为加勒比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和西班牙语美洲第二大城市。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布拉丁就认为,那一时期的西班牙殖民地已经形成了“复杂并多样的”内部经济及社会结构。

  波托西却没有任何起色,当地的银矿几乎枯竭。白银,这种在欧洲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推动了工业革命发展并帮助欧洲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贵金属,在南美洲却起到相反的作用。它不仅稳固了当地封建阶层的统治,还阻止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市民阶层的形成。

  白银对于讲西班牙语的美洲而言就像是巴西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蔗糖。葡萄牙本是传统的海上大国,15世纪欧洲黄金匮乏并由此升值时,葡萄牙首先前往非洲寻找贵金属,不过他们从那里带回的是在欧洲高价交易的皮革、染料和奴隶。

  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18到达巴西。葡萄牙人在那里兴建了所谓的商站(Feitorias)和管理机构,后者相当于讲西班牙语的那些附属王国,后来改称为“世袭长官封地”。起初,这个年轻的殖民地主要向欧洲提供巴西松木,后来到了16世纪中叶,欧洲的主要需求转为蔗糖。因此,巴西殖民经济的基础是单一经营某种粮食或甘蔗的大种植园。葡萄牙国王拥有贸易垄断权,向私人发放贸易许可证。当时的殖民地大多是以物易物的贸易,而奴隶充当了最重要的货币角色,巴西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多就曾总结说:“奴隶制度是殖民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非洲的奴隶可以换成蔗糖、胡椒或其他产品。起初,他们试图将巴西的原住民变为奴隶,但印第安人奋起反抗殖民统治者。因此,他们最终选择了非洲人作为可供交易的奴隶。相对而言,非洲人更强壮、勤劳和顺从。在往返于葡萄牙、非洲和巴西的三桅船上,航海家出租可以安置放奴隶的储藏室;非洲当地的很多首领受制于葡萄牙人,将下属部落的成员换成木材、盐和其他来自欧洲的新鲜玩意。

  没过多久,欧洲小国葡萄牙的经济就已经完全依赖于它的海外殖民地。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多说:“16世纪时,葡萄牙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国家,但这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小国无法摆脱对殖民地的依赖,因此葡萄牙在经济上其实是巴西的附属国。”

  直到17世纪末,蔗糖贸易一直主导着葡萄牙的殖民体系;蔗糖也成为奴隶以外的第二大兑换货币。1694年,有人在里约热内卢的腹地发现了黄金,当地随之设立了巴伊亚殖民统治机构,之后还建立了发行殖民货币的造币厂。

  在巴西,黄金钻石先后被发现,这极大推动了新城市的建立和内地的开发。历史学家阿尔诺·韦林格写道:“采矿业的发展加速了货币流通和商品贸易,同时有助于加强殖民地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让这些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大陆,即巴西。”

  直到1888年,即美国宣布废除奴隶制度的25年之后,巴西才废除奴隶制度。但是,直到20世纪,殖民统治时期的种植园经济依然影响着巴西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奴隶制的废除没有引发国家的改革,大地产制度也没有受到根本触动;“被解放的”奴隶虽然获得人身自由,但大多数人只能在种植园从事劳动,领取工资。直到今天,一小撮大地产主还控制着巴西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而数百万被迫租种土地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却没有片地寸土。如今的巴西,土地仍然比货币和生产性投资重要得多,很多政治家本身也是大的土地所有者;对一夜暴富和滚滚财源的渴求导致巴西的精英对国家自然资源的重视胜过其国民,他们甚至不惜牺牲国民的利益倾力开发自然资源。

  另一方面,我们透过历史发现,欧洲之所以崛起为世界贸易和经济的中心根本上离不开殖民地的财富支持。可是,财富对于拉美来说却是另一种意义:今天,过剩的自然资源,或者说人们对过剩资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的憧憬和向往还在影响着整个大陆的经济及社会制度。大地产制度和奴隶制经济地位稳固,启蒙思想仅仅为精英阶层所接受,工业革命更无从谈起。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拉丁美洲现在依然印刻着殖民时期的深深烙印。而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呢?它在这片土地上似乎从未出现过。

本文摘自《谁是下一个金融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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