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革命

2014-01-15 15:14:01

  法国旧政权的垮台是遭遇金融困境的结果,而在纸币基础上建立新政权的尝试,最终也以经济危机作为结束。

  ——斯特凡·西蒙斯

  “这是叛乱”,1789年7月14日晚,在听说巴黎附近的巴士底狱发生暴乱时,路易十六镇定地说道。“不,陛下,这是革命”,“国王衣帽间大总管”富科-利昂库尔特公爵大胆反驳说——很明显他没能让国王认识到形势的严峻,因为在国王的日记中,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只有潦草的一个词——“无事可记”。

  这简短的一个词显示了国王对于形势的误读,更是对愚蠢的统治阶层的讽刺。他们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那场所谓的“叛乱”后来会成为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件: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仅仅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不过在那样一个经济危机、苛捐杂税、社会贫困和政治反抗并存的年代,究竟什么才是这场堪称18世纪最大事件的导火索,历史学家们目前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攻占巴黎这一关押政治犯的堡垒最终成为反抗腐朽旧制度的标志,成为全国革命的信号。

  虽然巴士底狱当时只关押了七名政治犯,但每天早上从这座建筑前走过的人们还是将它视为封建制度的象征和“贵族的堡垒”,并最终以此为先机推翻了国王的统治。当天下午17时,起义者把巴士底狱完全拆毁,象征着封建罪恶的巴士底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虽然这只是一场小小的暴乱,却意味着法国旧政权的彻底终结。

  几百年来,专制的法国波旁王朝根基一直不稳。尤其在路易十六统治期间(1643年-1715年),政府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益严重。虽然在太阳王继任者的统治时期,法国诞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新思维不断涌现,市民阶层成长起来,民主意识出现萌芽,殖民经济蓬勃发展,奴隶贸易收益颇丰,但是国家仍然陷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之中,债务沉重。虽然之前帝国已经实行了几次的财政改革,但都以失败告终。到1774年,十九岁的路易十六掌权时,帝国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

  然而,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新国王和自己十七岁的王后在巴黎举行盛典时,人们的心里仍然存有一丝侥幸,他们认为法国能够避免财政崩溃。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写给母亲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信中说,虽然“税赋繁重”,但我和我的丈夫遇到的只有“穷苦人民的热爱和欢迎”。

  当然,现实确实需要改变。因为新王后是个任性固执又放荡不羁的统治者,她不喜欢政治,只喜欢流连于假面舞会、赌博和无休止的服饰打扮,生活奢靡无度,国王甚至还为她修建了小特里亚农宫——里面还有一个人工湖,这竟然花掉了67.6万法郎!在当时的法国,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她不擅学习,从维也纳嫁到法国后依然不会讲法语,一直被国民视为 “外国人”,并因此不断落入丑闻的漩涡。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戏谑为“赤字夫人”,每年大概6%的国家财政支出花在她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简直就是肆意挥霍的法国宫廷的代名词!

  另一方面,与凡尔赛宫里的奢华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的悲惨生活。当时法国农民数目庞大,是法国封建统治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不仅遭受地主的剥削,还要为碾磨粮食、过路和租赁土地承担赋税,而稍高的社会等级是免税的。教士是当时法国封建社会的第一等级,只有15万人,他们宣称现有的社会等级是上帝规定的;除富有的大主教、修道院院长或大教士会成员外,收入相对低得多的普通僧侣和乡村牧师也属于这一等级。大约35万名贵族属于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包括市民阶层、律师、商人和官员都归入第三等级,即平民。

  但是,造成帝国衰败的原因不仅仅是政府无法从真正有钱人的手中征税或是宫廷的奢靡生活,掏空国库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七年战争和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海外战争的投入不仅数额巨大,而且还有很大的政治风险。虽然新世界的民主主义浪潮得到了法国国内旧政权统治下的自由思想家的大力支持,但是军事冒险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不断增大的财政开支、持续累积的战争借款、国债等等早已提前几年预支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1789年的冬天尤其难熬,严寒、饥饿和人民对冷漠的“锁匠国王”的不满积聚在一起。法国财政赤字已经惊人地达到10亿利弗尔,这一切终于被引爆。

  路易十六的首席财政大臣银行家内克虽然试图进行税赋改革,并把改革的矛头指向教士和贵族的特权,但都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他们于1789年召集已经停止了175年的“三级会议”来筹款,毕竟按照传统,这一会议有权批准征收新税。1789年5月5日,三个社会等级的代表齐聚凡尔赛宫,在内克的努力下,参会的第三等级代表数量已经与特权等级持平。会上的主要议题是按人数还是等级进行表决,然而在长达几周没有结果的讨论后,市民代表宣布自己成立“国民议会”。

  路易十六听了这些要求,暴跳如雷,认为第三等级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军队调回巴黎,准备逮捕第三等级的代表。1789年6月20日,国王封锁了议会场所,578名第三等级的代表于是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的网球场上,他们也鼓动一部分下级教士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因担心国王武力压制,与会人在誓约上签名宣誓:“如不制订出一部王国宪法并使之得以实施,决不解散。”但是,国王在7月11日将受群众欢迎和支持的财政大臣内克免职,巴黎人民群情激愤,怒不可遏。于是,酝酿很久的一场大革命就这样爆发了,巴士底狱成为首当其冲的战场。

  就在愤怒的农民围攻宫殿和修道院,贵族们急匆匆地逃往国外之时,国民议会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名宣布废除原有的等级制度:废除农奴制、狩猎权、什一税、政府或教会职位的买卖。1792年9月,君主专制制度瓦解,次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往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这是一位名叫约吉坦的医生的创造性发明。

  革命势不可挡。国民议会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了《人权宣言》,它采用18世纪的启蒙学说,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国库依然亏空。为了不让新生的共和政权背上重税的负担,塔列朗24和制宪会议的其他成员想到一个绝佳的主意:通过将教会土地收归国有并进行出售来整顿财政,即“教会土地由国家处理”的决议案。随后,又用教会土地作为抵押发行指券。指券,即指定的债券,是一种对国家土地有购买特权的票据,相当于国债。

  据法国历史中心负责人,历史学家乔尔·费里西说:“革命者的目标不仅是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他们还希望由此获得教会不动产潜在购买者的政治支持。”“因为低价购进土地,富有且对国王忠诚的阶层应该感激新当权者,进而继续保持忠诚”,撰写了有关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权威著作的作者说,“革命者希望避免新政权由于财政危机导致失败,因为社会动荡会引发反革命,这是他们自1789年6月起就一直担心的事情。”

  但是,关于如何发放指券始终存在争议。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因为来自苏格兰的赌徒约翰·劳发行纸币和股票引发投机热潮,并导致后来的危机。自此以后,法国人民对纸币一直持保留态度。

  不过土地总是最好的商品。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迪克森·怀特的观点,主教的城市宫殿、修道院等——“他们虔诚地积累了1500年的财富”,其价值总计超过了全法国不动产的1/4。所以开始发行的指券带有5%的年利是有充分依据的,此时它代表对国家土地的债权。政府向人们保证,教会财产拍卖所得将被用来回收指券,即偿清国债。但是,随后指券不断被增发,达到4亿利弗尔之多,已是不动产实际价值的数倍。

  这次金融试验最终失败。正如比利时经济学家、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布鲁诺·科尔曼特影射最近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所说,指券成为“次贷危机的先祖”。由于资本流无法填补财政空缺,局面最终难以控制。政府尝到第一次成功发售指券的甜头后,不断增发指券,第二次发行金额有8亿利弗尔,到1790年4月,指券变成纸币,不再带有利息。

  很快,滥发纸币的后果显现出来。由于人民对政府及指券的不信任,由于投机者的狡猾伎俩和伪造者的模仿,其中还包括外国政府,导致了指券数量猛涨,而实际价值下跌。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为红酒、面包等重要的生活物资制定最高价。就在流水线上马不停蹄印刷指券的同时,金银等贵金属退出流通领域;物资越来越紧缺,物价上涨,黑市交易迅速蔓延。“我们知道现在是自由主宰一切”,1792年5月17日,国民议会收到的一封市民请愿书如此写道,“但是,如果我们去沙蒂尔的市场就会发现,我们什么都买不起,不论是黄油、芝士,还是鸡蛋。”

  内外交困的局面让新政权无力应对,也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共和国的生产大退步,但纸币的印刷却从未止步。1793年初,市场上流通的纸币竟多达20亿利弗尔。任何人,只要他质疑货币的稳定或不按全价接受指券,就要被送上断头台,而告发这一非爱国主义行为的人却可以因此获得奖金。

  持续不断的纸币生产也促进了技术革新:刻印出来的名章取代了手写签名;机械计数器可以将钞票数值累加。

  1795年,已有73亿指券发放到人民手中;一年后,这个数字增长到难以想象的地步——300亿。很多法国人拒绝使用纸币,又开始用贵金属货币进行交易。法国政府却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入土中,换汤不换药地把法国货币单位从利弗尔改为象征爱国主义的法郎,并以断头台逼迫人们继续使用指券。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在塞弗尔的另一侧,指券连一杯水都买不到。”此时在首都仍然流通“巴黎的钞票”,而其他地方已经开始逐渐使用硬通货——金属货币,进行交易。

  想要终结这种新的支付手段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财政制度与实际流通的纸币已经挂钩。“现在对于统治者来说很好,人们不仅通过无节制地印刷纸币来满足所有已知和未知的需求,还能?任何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提供必要数量的纸币”,法国前财政大臣内克讥讽地说,“国库的运转只要有一家印钞厂、一枚印章和一台印刷机即可。”

  1796年1月,指券的流通价值已降至其面额的1%。2月,愤怒的人们冲进印钞厂,用锤子敲碎了印制纸币的铅版,并把所有可燃烧的印刷工具扔进用于焚烧的木柴垛里。在这场“或许是大革命最后的大盛典”(按照历史学家米歇尔·布吕吉埃的说法)之后,情况依然没有改善。虽然新政府规定以30:1的比例将指券兑换成所谓的有价证券。但是不仅“指券”和“有价证券”的名字类似,它们的命运也如此相同:这种有价证券的贬值速度甚至比它的前任还要快很多。一年后,政府宣布所有纸币无效。

  1799年11月,拿破仑执掌法国大权时,他所面对的首要困扰就是一贫如洗的国库:债务负担沉重,由于没有了旧的征税基础——土地等不动产,新的征税手段也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新政权也遭遇着各种战争危机:在法国的东部边界、莱茵河畔,战争似乎从未中断,旺代省也不断爆发流血冲突。由于无法发放军饷,很多穷人不愿继续留在军队。政府的巨额借债甚至无法支付一天的开销。

  第一次内阁会议时,有人问到这位法国第一执政官,他将采取什么措施稳定经济时,拿破仑·波拿巴只是简短地回答道:“我要么支付现金,要么什么都不支付”,这表明了他非常不想沿用前任政府的举债政策。

本文摘自《谁是下一个金融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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