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 听到警钟鸣响的那一天

　　那时，我经营着伊利诺伊州中部一个1 500英亩的农场，很多农业设备都采购于阿桑普森的斯隆器械公司（Sloan Implement Co.），阿桑普森是我生活的小镇，位于迪凯特南部，有1 200人口。斯隆器械公司的门外通常会陈列美国迪尔公司（Deere & Co.）的各种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货车、运粮拖车和盘耙，它们就像一支整装待发的农业机械化军队，渴望来往的人们指挥它们，驾驭它们，运用它们更快更好地把农活儿做好。斯隆公司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零件、机油和工具。公司后面还有个洞穴状的建筑，那儿是修设备的地方。每到春耕和夏秋收获时节，这个地方都特别热闹，然而一到冬天，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休耕的田地，这里则呈现出另一幅光景。农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儿问问题，抱怨玉米或大豆的价格，谈论新的想法和设备问题。敬业的农民是好学上进的，喜欢和人交换经验做法。不久前，斯隆公司还举办了一个名为“播种机学校”的活动。

　　我第一次参加“播种机学校”活动是在2001年的冬天。除了经营农场之外，我还是附近的GSI公司（一家全球性储粮仓制造商）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林赛公司（Lindsay Corporation）的董事会成员，林赛公司制造中心支轴式灌溉系统——游客乘坐飞机飞过美国中西部时所看到的大片圆形种植区里面使用的就是该公司生产的灌溉机。迪尔公司生产了一些有意思的新设备，斯隆公司宣传说他们会请一些公司以外的演讲者来参与他们的“播种机学校”活动。偶然的一个星期六，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那里摆放着二三十把折叠椅。第一个演讲者开头说的一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当时并没有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大意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以为务农就是一个买种子、播种、施肥、收割，然后循环往复、持续不断的过程。但是细想一下，从第一次你父亲带着你爬上带播种机的拖拉机，到你将土地传承给子女的那一天，如果你身体健康，又像大多数农民一样勤勉工作，那么你其实只有40次这样务农的机遇。所以你有40次机遇来种植庄稼，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并希望一切风调雨顺。你有足够的时间熟练掌握务农的各种要领，但是这样的机遇是会被用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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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中一些人40次的机遇已经所剩无几了，我相信你们都已经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但是我想，你们中没有谁会想当然地对待自己所剩无几的机遇。我们现在尝试在做的就是保证给予大家最好的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建议。如此一来，你们就可以充分利用这40次机遇了。

　　这种想法让我眼前一亮。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务农这件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耕作是可预料的，它无非是播种和收割的循环，是一项费力却又有收获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往复。作为一个农民，你总是处在一个追赶模式中，试图完成下一项任务，然而当你环顾农场一周，却发现还有20份想做却又没时间做的农活儿。有的时候，工作看起来似乎没完没了。而这位演讲者在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40次机遇并不多，我自己也已经用掉了好些机遇了，所以，“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从那以后，我对务农的看法就有了改变，但是我也意识到这个想法适用的领域不止于此。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固定的生活节奏，然后沉重缓慢地前行。不论你喜欢或是讨厌，擅长或是纠结于你所从事的工作，你都要记住，生活不是一台跑步机，而是一条人行道。人生不能重来。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只有有限的机遇来把它做对。

　　于是我开始扪心自问：我有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的机遇？我有没有在逐年地不断完善我的方法？我有没有倾听那些有新想法的人述说他们的理念？我有没有从我的错误里汲取教训？

　　除了经营农场之外，我还有别的重要事情要打理。我的父亲沃伦·巴菲特和母亲苏珊·巴菲特给了我一大笔钱，我用它创办了霍德华·G·巴菲特基金会，对此我深感幸运和荣幸。通过这个基金会，我得以支持一些对我、我妻子和子女而言无比重要的事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我曾因为出差和追求自己的摄影爱好，去过亚非拉国家很多次。我喜欢拍摄野生动物，特别是像山地大猩猩和猎豹这样的濒危动物。

　　在旅行期间，我所到过的濒危栖息地越多，就越能理解全球粮食问题专家丹尼斯·埃弗里（Dennis Avery）曾经跟我说的：“没有人会为了拯救一棵树而挨饿。”随着我逐渐看到问题的全貌，我开始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动物会濒临灭绝，为什么雨林在消失。就表面看，生物的大量毁灭理所当然应该怪罪于贪婪的偷猎者和腐败的政府官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也能够看到那些和濒危物种们共享一个生态系统的人本身其实也是岌岌可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挨饿。如果我除了偷猎濒危动物以外别无他法喂饱我的小孩儿，我会怎么做？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过度使用遭到破坏而无法再产粮，子女饥肠辘辘没有食物来源，那么我是会坐以待毙，大赞毗邻的雨林的美好，还是毁林开荒，利用森林下面的土壤？答案不言自明。

　　我认识到，如果我关注濒危物种、栖息地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我就应该着力解决更为根本的问题——饥饿问题。但是很快，一系列的数字又让我寝食难安。

　　根据联合国调查显示，世界上如今约有8.7亿人长期遭受持续性的饥饿。营养不良和饥饿给很多生活在世界落后地区的儿童带来了终生的身体和发展负担：其阻挠学生求学，与诸如恐怖主义以及人口贩卖之类的威胁紧密相连。饥饿还是每一场战争背后的因素之一。占领军或叛军搜刮当地居民的粮食，并以此要挟居民加入他们，为他们作战；将村落与外部隔绝和断绝食物供给是一个缓慢但有效的将村民拖垮甚至置其于死地的方法。食物就是力量。

　　美国有1/6的人口，也就是将近5 000万人面临粮食问题，其中1 600万是儿童。这个问题的挑战性和严肃性不言而喻，而且我们还要意识到，如今地球上的人口有70亿，到2050年，即不到40年的时间，世界人口会增长到90亿。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里，饥饿问题会愈演愈烈。

　　那次在斯隆公司，那个演讲者的一席话让我大开眼界，之后我对生态保护的想法有了一些转变，就在这其后短短的几年间，命运又给了我一次冲击。2004年，我的母亲苏珊去世，这使得我父亲对慈善事业有了些新的想法。我母亲不仅鼓舞过我们的家人，而且也激励过每一个认识她的人。她慷慨大方，心地善良，致力于将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父亲曾想把他的一大笔财富转交给母亲的基金会，让她去做慈善事业。然而，母亲离世后，父亲将这一大笔钱分给了我的姐姐、我以及弟弟，充实了我们各自的基金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这是大多数人只会在电影中遇到的情节，或是在鸡尾酒会上遇到的假设性问题——如果给你10亿美元来做一件重要的事，你会选择做什么？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我想帮助穷人解决温饱问题。我选择的这条道路很多慈善家也走过。我给那些在饥饿和贫穷问题严峻的地区工作的人提供救助金，资助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展有趣的项目，例如挖井，还通过教授那些曾是儿童兵的人如何耕种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我去过那些有粮食危机的国家，我很想了解那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每到一处我都会提出很多问题，通常我得到的回答都显示，在非洲，还没有人尝试通过技术或实验手段来进行农业援助。所以，我们基金会买下了一个南非的大农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开展研究。其后，我们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和亚利桑那州也投资了很多实验农田。我没有患上商人所谓的“分析麻痹症”，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想做，我就会立刻投身其中，认真地尝试。

　　在过去10年里，我们的基金会资助了很多农业项目，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并从这些项目中赢利2亿多美元。我走访过120多个国家，曾和数千名农民交谈过，也和热衷于这个领域的总统、摇滚明星、牧师和教授有过交流。

　　新的集约化生产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开门见山地说吧，我们要按下重启这个按钮。在过去20年，长期饥饿问题在亚洲和拉美地区有所减少，但是在人口膨胀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却在与日俱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计，到2050年之前，农民必须将粮食产量提高70%，才能养活世界上所有的人口。

　　要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的农民，不论是那些聚集在斯隆公司、实行先进的和高度机械化农业运作的农民，还是那些在发展中国家用锄头耕地的贫穷农民，都需要进行更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并提高农业生产率。此外，我们还需要重新组织和部署所有粮食问题的参与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慈善家、农业公司。我们需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帮助农民真正应对挑战，让农民能够在现有条件下顺利开展农业活动。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在发达国家使用的耕种技术，因为我们的传统方法正在损坏表层土壤，而表层土壤对保证未来的农业生产率是至关重要的。

　　我相信我们能够成功，之前在国际上已做过类似的努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绿色革命运动（Green Revolution）就使得印度和东南亚大约10亿人口免受饥饿之苦。由诺贝尔奖得主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所引领的这一运动，主要是将小麦和大米这几样谷物进行规模化生产。科学家、政府、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群策群力，创造了这一奇迹。

　　然而，这个模式在非洲不会见效，因为非洲现在普遍存在粮食问题。非洲地域广袤，基础设施不完善，这片大陆拥有54个国家，而非一个集中管理的国家，这使得在印度行之有效的绿色革命在这里行不通。幸运的是，一些新模式和想法给了我希望；还有一些正在积极探索新方式的人，他们亦做出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巴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国家只要想改变，就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对环境负责的农业发展道路，并且保证将小农户纳入解决国家粮食需求的系统中来。

　　我们能否让国际社会和那些有粮食危机的国家政府赞同斯隆公司那位演讲者的理念？

　　近年来，数十亿的农业援助有时却让粮食问题愈演愈烈，而非好转。我已经不再资助那些常见的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也不再把钱投给那些似乎不愿做出任何结构性转变和通过开展土地改革来帮助其人口脱离饥饿和贫穷的国家。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思维来解决非洲的问题，而要从过去的努力和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使用新模式和领先科技来充分利用尚存的机遇。我们不能仅仅为各种相关主题活动和好的想法埋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更要资助那些即使我们不再介入，依然可以生存并持续发展下去的项目。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如何做出上述结论的，以及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深入解决粮食问题。里面是40个故事的合集，讲述了我为何选择与全球饥饿问题做斗争，以及霍德华·G·巴菲特基金会团队和我这一路走来的发现、尝试、挫败、成就、经验和释放的正能量。40个故事中，有些讲述了我们或是其他人好心却办了坏事；有些谈及了无知、文化冲击和失败的想法；有些描绘了我们钦佩的人，他们或许是在地里孜孜不倦干农活儿的人，或许是那些尽管饱受苦难，但仍然有新想法的人，抑或是那些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的人。

　　这本书还歌颂了做人的意义。我去过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地方，然而那里也会有笑容灿烂、嬉戏玩耍的孩子，他们会自己发明小游戏，或者把一个塞满了稻草的袋子当作足球来踢，玩得不亦乐乎。在一些最为穷困潦倒的村落里，女人的目光中也透露出骄傲和善良，虽然自己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们还是会用少许食物或一杯茶来欢迎我的到来。

　　本书中讲述的那些令人难过的故事，其实只是背后更多类似故事的一个缩影。我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能让读者感恩活着的美好，感恩世上还有这么多好人想要造福世人，不论是在非洲的难民营，还是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救济贫民的施舍处。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你会遇到一个20岁的名叫“小克洛米特”（Little Cromite）的人，他以前是个童兵，6岁的时候失去了家人，他没有技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你会感受到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位录音艺术家的热情和投入，会看到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帮助非洲新一代的领导人学习管理和执政原则。我还会介绍一位和我性情相似的、来自加纳的科学家，也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Nebraska Cornhusker）的铁杆球迷，他教会那些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养家糊口，并保护他们最大的资产——脚下的土地。

　　我的儿子霍华德·W·巴菲特（Howard W. Buffett，下文我会用HWB来称呼他，以避免混淆）也跟随我一道，多次探访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是这趟旅程颇具意义的另一个方面。他第一次和我旅行时，还是个害羞的12岁小男孩，而从那以后，我见证了他的成长。他那时只是个好奇的孩子，但有的时候却亲眼目睹了那些同龄人接触不到的苦难和赤贫，这令他幼小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现在的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对上百万人所面临的挑战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HWB也曾自己一个人去过亚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区探访。他还做过我们基金会两年的执行董事。如今，他是我们基金的受托人，并且在这本书里分享了一些新的见解和想法。HWB特别热衷于寻找让不同组织合作的新方法，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整合各种资源，使相关项目更加完善，影响更加深远。

　　贯穿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需要立即行动，刻不容缓。现在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难，并因此相继离世。我做慈善的初衷并不是要让自己名垂千古。我意识到，我不能仅仅做些表面功夫，专挑一些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去解决，更不能仅仅因为造福了一小部分人就扬扬得意，因为还有数百万的儿童在忍饥挨饿。我父亲的一条建议曾帮助我度过了一些最艰难的时刻，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他说：“要把心思和资源花在那些没有你就做不成的项目上……犯错误是正常的，如果你只做‘安全’的决策，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本着40次机遇的精神，我们的基金会将在2045年之前花光所有的资金，走向“破产”。 HWB支持这个想法，并且把它贯彻执行了下去。他越来越频繁地质问非政府组织，让其重新反思它们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甚至会问“你有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关门停业，不再被世人需要的战略”。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30多次机遇找到一个正确的战略。

本文摘自《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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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次机遇》中，霍华德不仅回顾了童年时代父亲的人生信条对自己的影响和不为人知的家族往事，还讲述了自己在几十年中如何进行人生投资，创造出40次机遇，建立起自己的农业帝国；以及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世界粮食问题和环境问题，反思现存慈善模式的缺陷，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案，帮助贫困的人们找到生存的希望。同时，霍华德还作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摄影师，跑遍世界各地拍摄濒危物种，如实记录了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亚非拉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