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的非商业解释(1)

　　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第28个年头，市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与市场经济共同成长的不只是经济繁荣，也有泥沙俱下。其中商业贿赂暗流汹涌，俨然成为经济社会盛行的“潜规则”。

　　在很多商业行为中，这股暗流的存在导致了商业价值的背离，欺骗了商业社会神圣的公平原则。坦白地讲，商业贿赂在中国的商业生态里从来没有消失过，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体制外效益的释放，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佣金”的异化，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商业合作的粘合剂。其实这都具备一定道理，但是真正上升到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层面来看，商业贿赂尤其是涉及公众利益的贿赂是市场经济的一颗毒瘤，它的危害影响深远。当这种所谓的“潜规则”深入经济肌体的时候，市场将毫无效率、公平可言，市场的前景也就岌岌可危。

　　在商业文化主导主流意识形态的当今社会，商业贿赂这种非道德竞争变成公众的一种漠然的时候，社会其他角落也就因此失去公正和透明，和谐社会的建设无从谈起。

　　2006年新年伊始，中央政府开始重拳整治商业贿赂，这个商业社会的隐讳也被摆上台面，受到舆论的关注。

　　2006年1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的讲话中，将反商业贿赂列为今年六大要务之一。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部署2006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成为重点之一。与此同时，由中纪委牵头，为治理商业贿赂成立了由22个部委组成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随后，中央各部委纷纷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组长均由部委最高负责人担任。

　　世界银行于2005年公布全球155个经济体系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排名91。商业环境恶劣，而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就是贪污贿赂盛行。

　　商业贿赂前所未有地受到政府的关注，因为的的确确这一切已经无法回避。

　　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被刑拘，直接原因是接受美国一家软件上市公司的高额商业贿赂，而其曝光则由于美国司法机构对该公司的刑事调查，并且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在美国对张恩照提起司法诉讼。

　　大洋彼岸的商业调查可以扳倒中国的银行大班，可以说是美国反跨国商业贿赂的司法制度决定的。

　　从7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社会开始探索跨国腐败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反商业贿赂的问题一直受到相当重视。1977年，国际商会率先通过《国际商务中的敲诈和贿赂》报告，并通过政府间协议保证其效力。为此，国际商会曾经制定发布了自律性的《行为准则》。

　　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禁止商业机构贿赂外国官员的《外国行贿法案》，明文规定美国公司、公民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均属违法行为；即使腐败行为并没有达到目的，只是作出了行贿的许诺，就构成了违法。当美国政府严厉地要求美国企业以较高道德水准在海外经商后，美国的商业机构就披上了正义的外衣，起码其声誉方面的提升是显著的。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商业机构来说，美国的企业在公关方面处于不利位置，一些订单和合约会流向肯付“回佣”者之手。虽然有些美商因此想出种种变通办法(如在第三国成立代理人公司经办贸易手续)，但是美国对商业贿赂的制裁相当严厉，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朗讯等大型公司因为涉嫌在中国的商业贿赂也曾受到司法部的调查。

　　美国企业经历30年的法律限制，学会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付“灰色竞争”，如今看来，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当之无愧是世界第一。

　　所以，反商业贿赂的大棒高高举起，是真正令国内企业长足发展的利好因素。

　　商业贿赂的治理必须以改变外部环境为前提，否则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政府执法严厉，官员轻易不敢受贿，只有“大手笔”的贿款才能打通关节，进行官商勾结的勾当，那等于制造了另一种不公平—— 胆小钱少的商人基本上无法有效经营。长此下去，经济在政府表面上廉洁的情形下死气沉沉、失去活力，更多资源向市场的大佬手中集中。

　　在一些商人看来，最理想的经营环境是法律有很高弹性。这等于赋予官员很大斟酌权，商人走对门路，一切可以顺利运作。这种情况虽然在“最优”缺位的情况下达到“次优”，但实际制造了另外一种不公平，就是贪官向出价最多者服务。

　　如果达不到理想国的境界，适当在“次优”情况下寻找出路是具备操作性的。经济学家认为，贪污和贿赂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经济发展的激励性作用。因为贿款的作用好比小费，等于把市场运作注入到公共服务体系当中。小费令顾客获得最佳服务，还有提高效率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适当的贿赂可令市场繁荣。

　　在自由市场，私营市场贿赂是常见现象。比如当对人有所求时，向提供便利者行贿是司空见惯的。例如食客是为了取得较佳位置及优质服务而给服务员小费，这是隐性贿赂，然而很少听闻饭店老板因此不快，反而希望得到服务员手中的小费至少是分成。因为小费的存在有“三赢”局面：顾客认为物有所值，才给小费；接受者不论是侍者还是领班，因此工作更努力，而老板自然更受益。局面是皆大欢喜的。不过这里还是存在弊端，因为对不付小费或者出手不阔绰的顾客不公平。这也就是很多餐厅限制小费比例的原因吧。

　　香港谢瑞麟金店的老板因为对旅行社导游提供佣金分成被逮捕入狱，也是因为在自由市场中，没有把“小费”式的激励贿赂合法化的案例。

　　其实，商业贿赂对各国，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影响恶劣：

　　(1) “羊毛出在羊身上”，行贿者必然以提高价格、降低质量等手段回收贿赂支出，从而提高了投资成本，降低了投资回报，并挤占了本可用于其他项目的投资。世界银行关于1997年全球发展的报告指出，在腐败最猖獗的国家中，投资只占GDP的12％；而在较廉洁的国家，投资比例超过21％。根据反腐败非政府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2005年度全球腐败报告》，仅建筑领域的腐败行为每年就令全世界损失3200亿美元。

　　(2) 商业贿赂使得政府采购资金过多地流向行贿企业，不仅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还使得正常经营的企业利益受损。尤其在国家投资占GDP比重较大的中国，这样的损害就更大。

　　(3) 贿赂使得跨国资本缺乏安全感，更多本来应该留在国内的外汇外流。哈佛大学教授魏尚进对1990—1991年间14个资金输出国和45个资金输入国之间的投资关系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发现东道国的腐败对外来直接投资的阻碍程度比提高外商边际税率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资金输出国的腐败程度从最清廉的新加坡水平(商业国际指数为0)恶化到最腐败的墨西哥水平(商业国际指数为6.75)，效益相当于将对外商的边际税率提高21~24个百分点。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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