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对储蓄的影响

　　把中国的储蓄率与发达国家作比较，并认为中国存在高储蓄之谜，这其实是传统的凯恩斯消费理论的观点。其核心命题是：储蓄是由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规律的作用，作为消费的对立面，储蓄也就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这种缺乏微观决策机制的总量关系，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变动，虽然通常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解释力。

　　弗里德曼开创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其核心假设是，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衡各期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行为模式是寅吃卯粮式的负储蓄；人到中年，收入丰厚，是储蓄的黄金期；退休之后，则又进入消费增加的负储蓄期。

　　现代消费理论所揭示的影响储蓄的两个关键因素，是长期的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当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结构变动。那么，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改革前后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征又能解释中国近期的高储蓄率呢？

　　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的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急剧达到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的重要基点。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显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政策的这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15岁以下的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0.61猛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经济中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增加，并提升了储蓄率。第二个效应是，计划生育颠覆了传统的子女赡养父母的家庭养老模式。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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