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3）

　　四、促进今后5~10年经济改革发展的“八双”政策建议

　　新供给经济学研讨中形成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的“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支持国民全球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人的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需要服务业大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在现在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开放，并适度扩大国内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向放开“一胎化”的政策转变，并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两者之间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两者良性互动、互补；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推进金融配套改革创新。

　　在如何处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上，我们提出“中医”和“西医”的比喻。需求管理可比喻为“西医”，而新供给所强调的供给管理更像是“中医”。“西医”在具体分析上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其疗法往往可救急，但副作用也大。中医疗法如文火慢煮，综合施治，容易把握火候，引出的结果会味道浓厚。经历上一次4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相应的积极货币政策后，既取得了应对百年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胜利，也付出了必要的代价，就是我国通过“西医”来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同时，由于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和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依然过低，扩大内需所面临的困难也很大。相反，我国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来源，“中医”疗法的余地依然很大。未来十年，应从之前国际主流的需求管理“西医”方式，更自觉、更积极地转向供给方面的改革创新，防止对“西医”过度依赖，采用“中医为主、西医配合”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合理结合的综合疗法。但在经济严重下滑和金融出现系统风险时，仍应果断使用“西医”疗法。

　　从供给端入手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各项供给压抑和优化结构，需全方位有步骤地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实现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人生出彩机会”的环境条件。

　　五、推动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五个并重”政策建议

　　“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总目标。他曾指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任务更艰巨”，“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建议实施“五个并重”，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包括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研究制订了十二个“五年计划”、“五年规划”，而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近年围绕国家发展都制订了中长期发展战略（如美国制订《创新战略》，欧盟公布《欧洲2020战略》，日本出台《新增长战略》，俄罗斯提出《2020年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巴西提出“壮大巴西”计划等）。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地位可以说已呈现“跳升”。在“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实现后，中国经济总量很可能就是全球第一。如何在全球视野内寻求中国长期最大经济利益，不光靠实力，还要靠高水平战略思维。建议国家组织跨部门、跨领域的专家团队研究制定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为推动技术、产业、人才、机制、制度的全面升级，以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实现“中国梦”为目标，站在全球经济的高度上，研究制订长期性、战略性规划，并针对性地组织制定关键领域和重要产业的具体战略，确定重大方针政策，并设计大致路线图及时间表。

　　（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

　　1.推进“法治经济”建设。

　　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法治水平较低。在政府对市场失灵补充作用的缺失方面，需要强调的是法律环境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中国服务”的崛起，“法治经济”是前提。虽然法律环境对每个行业的发展都很重要，但服务业发展特别需要健全的法律环境。之所以如此，首先其原因在于现代服务业中的交易比较复杂。制造业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对产品的认识较为清楚，产品的特性较容易描述，因此，交易合同较容易执行，对法律环境的要求相对而言就不那么高，甚至可能以种种非正式手段来替代法律的作用。但金融服务等服务业不一样，例如银行对企业的风险程度往往不是很了解，把执行贷款合同看成是重中之重。此外，服务业中有更多与服务对象特性相关的定制产品，交易时需要对产品进行非常详细的描述，交易还往往存在时滞性，因此也导致了合同的复杂与执行的困难。这些方面都需要有更好的法律环境来加以支持。如果法律环境不尽如人意，人们就可能会选择不去交易，不到市场上获得产品，导致服务业社会化程度降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出发，参考曾在春秋战国时期及汉朝中前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法家思想”和西方在法制化领域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十分需要建设“法治经济”。

　　2.推进“文化经济”建设。

　　在供给端积极引入中国“梅花与牡丹”为代表的文化。中国经济发展中充分体现了“梅花与牡丹”精神二重性，从而拥有强大的文化资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长期保持高储蓄率，这是支撑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具有梅花精神。但另一方面，高储蓄率只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多样化的需求和消费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在摆脱基本物质的匮乏之后，服务业发展加速，对消费的多样性追求和文化消费开支的扩大，要求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过去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追求创新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增长新路径，而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更加彰显牡丹精神。牡丹精神代表创新求变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创业精神，增加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应倡导“勤劳立身”，长期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梅花精神”；同时，倡导鼓励大胆创新、创业和创意的“牡丹精神”。中国经济在“梅花与牡丹”式文化的交相辉映下，才能保持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1.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经多年发展航运业，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贸易中心或国际航运中心。2010年底，中国共有22个亿吨级大港口，上海港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大港的地位。我国造船的三大指标全面超过韩国，成为第一造船大国。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港口大国、航运大国、造船大国，在世界航运界的地位显著提高。当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时，依然会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这两者决定了我国出口和进口都会居于全球第一位。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全球海洋物流产业链条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通过对海洋相关行业，例如远洋航运、码头、造船领域，企业或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或控股收购，将有助于我国构建更为完整的海洋产业链条，建立遍布全球的海洋运输保障系统，确保我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开展和我国海洋战略的实施。

　　2.陆上丝绸之路。

　　积极研究我国基于“高铁”的“西向战略”，拓展中国战略空间和促进亚欧非三个大陆经济一体化发展。可依托已有的新欧亚大陆桥中通道、南通道，新增从伊朗德黑兰至开罗的铁路通道规划，实现中国的人员、货物从陆路直达非洲。可考虑组织专门力量会同亚洲、非洲有关国家联合研究两个方案（详见附件四）：第一方案是依托新欧亚大陆桥中通道（已有规划），修建从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塔什干—德黑兰—巴格达—安曼—开罗铁路，全长约8000公里，其中从已规划的新欧亚大陆桥中通道途经的德黑兰至埃及首都开罗新增规划里程约3200公里；第二方案是依托起于云南昆明的新亚欧大陆桥南通道（已有规划），经大理、瑞丽，缅甸曼德勒、孟加拉达卡，进入印度，经加尔各答、新德里，向西进入巴基斯坦，经拉合尔，再向西经库姆，全长10000公里，新增规划从库姆经巴格达、安曼至开罗，约3000公里。充分运用开发性金融手段和组建我国为主导的区域性融资机构，是相关的重大事项。

　　（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

　　1.柔性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谈判。

　　WTO多哈谈判已经搁浅。美国通过TPP绸缪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努力，无疑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美国已说服澳大利亚、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和日本加入TPP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表明，2010年TPP成员国GDP总额已高达16.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额的27.2%，日本加入后，其GDP总量将达22.3万亿美元，占世界35.5%，成为世界最大自贸区。一旦TPP做大，加之美欧自贸区谈判的推进，“两洋战略”很大程度上又将美国推动为全球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的中心。在太平洋TPP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WTO的替代版。中国面临是否加入、何时加入、如何参与规则制定等一系列棘手问题。我们的建议是，“将计就计”，不求短期内加入，也不急于加入，但求“从谈中学”，积极靠拢和影响TPP规则。

　　更重要的在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启了以开放促改革的红利，以应对WTO的态度应对TPP，将起到再一次以开放促改革的积极作用。降低关税之外，TPP在经济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环保高标准等领域的要求，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并契合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要义。

　　2.加速与美欧自由贸易区谈判，加速推动?中非论坛”和筹备“中国拉丁美洲论坛”。

　　建议国家将参与亚非拉国家铁路、机场、港口、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资，作为今后30~50年中国推进“走出去”战略，拓展海外市场，获取海外资源及能源的重大举措。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欧美国家自顾不暇，亚非拉要求我国参与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意愿强烈、需求巨大，这对中国是难得的战略机遇，对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且我国在此领域具有丰富经验、明显优势和强大能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成立对外基础设施投融资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可包括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发改委、交通部、工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等有关部委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统筹谋划，积极实施。

　　（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1.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在话语权。

　　G20领导人在戛纳峰会上承诺要“构筑更为稳定和更具活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从长期看，应由一个全球中央银行来管理全球流动性。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制度安排应采用超主权货币，如SDR。从短期看，全球流动性管理是迫于国际社会需要。可考虑倡议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在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框架”下进一步落实G20戛纳峰会承诺和《IMF章程》第一修正案，以基础SDR增长目标为“锚”，落实储备货币的国际协商制度，扩大IMF在全球流动性管理上的监督权，建立更为稳定和更具活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终结当前全球流动性“总闸门”毫无约束的局面，加强全球流动性管理，为最终向超主权货币过渡创造条件。

　　2.低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抢占制高点。

　　全球化不仅仅是贸易国际化，也是货币国际化。由于全球流动性缺乏管理，容易出现过剩局面和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局面。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孪生兄弟，而且大有凌驾于全球实体经济之上的趋势。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货币，我国经济越开放，就越面临被动对冲全球流动性泛滥和大幅度波动的困难局面，也没有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国际货币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元，第二层次是欧元，第三层次是日元和英镑等。在较长时间段内，不与美元争“老大”，努力做到与欧元相当的第二层次货币。建议在现有已取得坚实成绩的基础上，低调务实推进。

本文摘自《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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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100多年来，埋藏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构建、创造出中国人自己应运而成的现代经济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代中国经济学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待成大愿。2011年初以来，来自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重阳投资等机构的十余位人士，满怀当代经济学人的强烈责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经济学界诸多前辈和同行鼓励下，面对改革开放新阶段“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交织而成的现实挑战，组成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会同陆续加入的数十位特邀研究人员，力求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践行“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的指导思想，积极研讨构建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研究小组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功实践需要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未来“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高度重视构建创新型的经济理论支撑；更多注重供给端、基于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以改革为核心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框架，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可以适应于、服务于这种现实需要，支持“中国梦”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