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强联合：联营的“北四行”（1）
在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37年里，还存在着一个与“南三行”相对应的银行集团，即包括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在内的“北四行”，这四家银行基本上控制了民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所有金融业务，可以视作北方的金融集团。“北四行”早期的股东多为军阀官僚，名义上是商办银行，但是跟政府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与“南三行”大不一样。
1917年开业的金城银行，总行设在天津，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金城银行由中国近代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周作民担任总经理，因其经营得法，银行业务发展得十分迅速。1936年，该行存款额达到近两亿元，一度超过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位居私营银行的首位。
盐的利税一直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历朝历代的盐官都是肥缺。所以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总长梁士诒提出设立盐业银行，此提议马上就得到了赞同。盐业银行比金城银行早两年创办，总行设在北京，由袁世凯的表弟、总统府顾问张镇芳出任经理。银行创办之时，以“辅助盐商维持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便民食”为经营宗旨，起初也是官商合办，由盐务署拨官款经营。可是，袁世凯一死，盐务署就不往外拿钱了，银行不得不重新招商入股，于是盐业银行就变成了普通的商办银行，总部也从北京迁到了天津，第一任经理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被捕，之后银行的当家人改为吴鼎昌。
“北四行”中的大陆银行，创办于1919年4月，它的诞生跟一个军阀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中华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当年发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挤兑风潮时，江苏无锡人谈荔孙正担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的行长，而冯国璋正是江苏都督。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京钞风潮”面前，谈荔孙表现出了一名出色银行家的素质，当机立断兑现了印有“江苏”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减少了当地百姓的损失，也维护了中国银行的信誉，他的表现，冯国璋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金融风潮过去没多久，张勋复辟失败了，副总统冯国璋成了代理大总统。此时，冯国璋还惦记着谈荔孙，认定他是个不可多得的金融人才，就把他从南京带到了北京，做了北京中国银行行长。别看冯国璋是军阀出身，他对经商聚财的事情可是很有兴趣，被称为军阀之中最会敛财的人。他在江苏称霸一方时，就购房置地投资商号，想方设法“在其位，谋其财”。当时冯国璋就有这样的想法：盐业银行不是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开的吗？他都能开银行挣钱，难道我就不能？再说了，那段时间正是中国金融业“短暂的春天”，富商、官僚都争着开银行，冯国璋当然不会落后。
正好江苏省警务处处长王桂林是谈荔孙的至交好友，冯国璋就委托他开导谈荔孙，能不能脱离中国银行，自己另创一家商业银行。那会儿谈荔孙正帮着周作民规划金城银行呢，听到王桂林的劝说也是怦然心动，觉得年年月月为别人做嫁衣，不如自己创一番事业。谈荔孙本身有一身的本事，唯独没有开银行的本钱，于是便同意了依托冯国璋的政治背景向社会募集资本，共同创办银行的建议。
注册资金筹集得很顺利，银行很快就能开业。这时，有人建议这个银行就叫“华北银行”，可是谈荔孙认为“华北”有地域局限性，便取名为“大陆银行”，意在“立足于广袤的中国大地”。有了冯国璋的关照，大陆银行在同政府打交道上有了很多便利，业务发展得相当迅速。谈荔孙又顺手把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的行长曹国嘉挖了过来，让他担任总经理职务，大陆银行很快步入正轨。
相较于金城、盐业、大陆三行，中南银行没有特别深厚的政治背景，也是“北四行”中成立最晚的一家，但它是中国第一家以侨资为主的银行，创办人是印尼华侨黄奕住先生。银行的创办宗旨是既体现“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不过，黄奕住虽资力雄厚，但对国内情况生疏，在金融领域更属“门外汉”，而且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所以他聘请了既了解国内政局又懂行的胡笔江出任银行总经理。很有意思的是，中南银行的绝大多数分行都在南方，却偏偏属于“北四行”。其总行一开始就设在上海汉口路，后来又在香港、南京、汉口、厦门、杭州、苏州以及北京、天津开设了分行。
在南京现存的老银行里，最精致的建筑非中南银行莫属。它明快的外墙颜色，活泼轻巧的建筑造型，跟其他银行四平八稳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也许因为它的创始人是印尼华侨，人们总感觉热带浪漫的气息充斥在中南银行中。
与“南三行”类似，在“北四行”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其当家人都表现出了不俗的金融才华，为各自的银行开创了大好局面。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父亲曾中举人，在家乡开馆收?，日子很是清贫。他自幼随父读书，后考取官费留学，在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深造过。辛亥革命后，周作民走上仕途，回国担任了财政部库藏司的一个小科长。
金城银行倾注了周作民一生的心血，他自银行创办之日起就担任总经理，坚持了32年，历经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汪伪政府三个特殊的统治时期。凭借着长袖善舞的交际手段，周作民让金城银行不断地发展壮大。
北洋政府期间，金城银行大量购买政府公债、国库券，为自身谋取了巨额利润的同时，也表示了对政府财政困难的支持，赢得了北洋政府的好感。
国民党上台之后，周作民又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不但把银行的总部转移到上海，还先后出任了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金城银行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诞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所以在银行放款方面多侧重于对工矿企业的资助。像纺织业、化工业、面粉业和煤矿成为金城银行重点关注的对象，受到华北地区社会各界的赞誉，尤其是对永利制碱公司的资助成为我国金融史上一段美谈。
永利制碱公司是范旭东一手创办的，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制碱公司。由于当时洋碱垄断中国市场，所以永利制碱公司能否制出好碱面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活儿，而是上升到了为国家争面子的高度。洋碱公司想方设法要把永利公司制碱扼杀在萌芽中，但是金城银行却敢于在成败尚未可知的状态下帮助永利公司，允许其透支大量现款开发研究。永利试制纯碱历经了八九年，期间资金严重短缺，债台高筑，前途未卜，谁都不敢把钱贷给他们。但是周作民力排众议，说范旭东的人品可以信赖，毅然支持这项民族工业，显示了一个民营银行家的超人胆识。最后范旭东不负众望，永利纯碱逐步占领了国内市场，为此周作民很是得意自己当初的“有胆识、有气魄”。
因为有留洋日本的经历，1935年全面抗日爆发之前，周作民还被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推举为中日贸易协会的副会长。1942年，日本提出要和周作民合作，周作民誓死都不答应，他不想在抗战期间戴一顶“汉奸”的帽子。1949年，他和很多银行家一起到了香港。但是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是一大批避难香港的银行家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金城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了天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80年代又接受了中国银行的投资，成为中国银行的全资附属企业。
在盐业银行，吴鼎昌的上任正赶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停兑事件而信誉受损的时期，官办银行的失利无疑给商办银行提供了发展的良机，北洋政府的各个机关单位都把钱存到了商业银行。此时的盐业银行，本来就有过官办的背景，再加上吴鼎昌善于经营运作，特别是大量购买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使得盐业银行获取了暴利，资金实力雄厚，所以在北洋政府时期，它一直和浙江兴业银行轮流坐私营银行的头把交椅。
天津盐业银行凭借水陆通达的地理优势、盐业为主的经济便利，以抵押、收购的方式掌控了大批实业，触角伸到了国外，简直就是当时商业银行的执牛耳者。盐业银行花费120万巨资建成的办公大楼彰显了盐业银行曾经的辉煌。这座大楼吸纳了中西方建筑的精华，成为天津唯一载入西方《建筑史》的近代建筑实例，属于世界级的建筑精品。
陈光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先后整理国家法币，与美国进行金融外交，维护了国家利益，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被誉为“中国的摩根，他对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终成就功业。他直到七十多岁还在国际间奔走，事迹具有传奇色彩。他还开创了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先河，办旅行社、办招待所、办旅行杂志、修缮国内景点、开设境外旅游，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旅游业之父”。
本书从陈光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民国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可读性与话题性。
1917年开业的金城银行，总行设在天津，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金城银行由中国近代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周作民担任总经理，因其经营得法，银行业务发展得十分迅速。1936年，该行存款额达到近两亿元，一度超过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位居私营银行的首位。
盐的利税一直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历朝历代的盐官都是肥缺。所以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总长梁士诒提出设立盐业银行，此提议马上就得到了赞同。盐业银行比金城银行早两年创办，总行设在北京，由袁世凯的表弟、总统府顾问张镇芳出任经理。银行创办之时，以“辅助盐商维持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便民食”为经营宗旨，起初也是官商合办，由盐务署拨官款经营。可是，袁世凯一死，盐务署就不往外拿钱了，银行不得不重新招商入股，于是盐业银行就变成了普通的商办银行，总部也从北京迁到了天津，第一任经理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被捕，之后银行的当家人改为吴鼎昌。
“北四行”中的大陆银行，创办于1919年4月，它的诞生跟一个军阀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中华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当年发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挤兑风潮时，江苏无锡人谈荔孙正担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的行长，而冯国璋正是江苏都督。在这场席卷全国的“京钞风潮”面前，谈荔孙表现出了一名出色银行家的素质，当机立断兑现了印有“江苏”字样的中国银行钞票，减少了当地百姓的损失，也维护了中国银行的信誉，他的表现，冯国璋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金融风潮过去没多久，张勋复辟失败了，副总统冯国璋成了代理大总统。此时，冯国璋还惦记着谈荔孙，认定他是个不可多得的金融人才，就把他从南京带到了北京，做了北京中国银行行长。别看冯国璋是军阀出身，他对经商聚财的事情可是很有兴趣，被称为军阀之中最会敛财的人。他在江苏称霸一方时，就购房置地投资商号，想方设法“在其位，谋其财”。当时冯国璋就有这样的想法：盐业银行不是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开的吗？他都能开银行挣钱，难道我就不能？再说了，那段时间正是中国金融业“短暂的春天”，富商、官僚都争着开银行，冯国璋当然不会落后。
正好江苏省警务处处长王桂林是谈荔孙的至交好友，冯国璋就委托他开导谈荔孙，能不能脱离中国银行，自己另创一家商业银行。那会儿谈荔孙正帮着周作民规划金城银行呢，听到王桂林的劝说也是怦然心动，觉得年年月月为别人做嫁衣，不如自己创一番事业。谈荔孙本身有一身的本事，唯独没有开银行的本钱，于是便同意了依托冯国璋的政治背景向社会募集资本，共同创办银行的建议。
注册资金筹集得很顺利，银行很快就能开业。这时，有人建议这个银行就叫“华北银行”，可是谈荔孙认为“华北”有地域局限性，便取名为“大陆银行”，意在“立足于广袤的中国大地”。有了冯国璋的关照，大陆银行在同政府打交道上有了很多便利，业务发展得相当迅速。谈荔孙又顺手把中国银行济南分行的行长曹国嘉挖了过来，让他担任总经理职务，大陆银行很快步入正轨。
相较于金城、盐业、大陆三行，中南银行没有特别深厚的政治背景，也是“北四行”中成立最晚的一家，但它是中国第一家以侨资为主的银行，创办人是印尼华侨黄奕住先生。银行的创办宗旨是既体现“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也“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不过，黄奕住虽资力雄厚，但对国内情况生疏，在金融领域更属“门外汉”，而且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所以他聘请了既了解国内政局又懂行的胡笔江出任银行总经理。很有意思的是，中南银行的绝大多数分行都在南方，却偏偏属于“北四行”。其总行一开始就设在上海汉口路，后来又在香港、南京、汉口、厦门、杭州、苏州以及北京、天津开设了分行。
在南京现存的老银行里，最精致的建筑非中南银行莫属。它明快的外墙颜色，活泼轻巧的建筑造型，跟其他银行四平八稳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也许因为它的创始人是印尼华侨，人们总感觉热带浪漫的气息充斥在中南银行中。
与“南三行”类似，在“北四行”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其当家人都表现出了不俗的金融才华，为各自的银行开创了大好局面。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父亲曾中举人，在家乡开馆收?，日子很是清贫。他自幼随父读书，后考取官费留学，在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深造过。辛亥革命后，周作民走上仕途，回国担任了财政部库藏司的一个小科长。
金城银行倾注了周作民一生的心血，他自银行创办之日起就担任总经理，坚持了32年，历经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汪伪政府三个特殊的统治时期。凭借着长袖善舞的交际手段，周作民让金城银行不断地发展壮大。
北洋政府期间，金城银行大量购买政府公债、国库券，为自身谋取了巨额利润的同时，也表示了对政府财政困难的支持，赢得了北洋政府的好感。
国民党上台之后，周作民又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不但把银行的总部转移到上海，还先后出任了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金城银行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诞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所以在银行放款方面多侧重于对工矿企业的资助。像纺织业、化工业、面粉业和煤矿成为金城银行重点关注的对象，受到华北地区社会各界的赞誉，尤其是对永利制碱公司的资助成为我国金融史上一段美谈。
永利制碱公司是范旭东一手创办的，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制碱公司。由于当时洋碱垄断中国市场，所以永利制碱公司能否制出好碱面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活儿，而是上升到了为国家争面子的高度。洋碱公司想方设法要把永利公司制碱扼杀在萌芽中，但是金城银行却敢于在成败尚未可知的状态下帮助永利公司，允许其透支大量现款开发研究。永利试制纯碱历经了八九年，期间资金严重短缺，债台高筑，前途未卜，谁都不敢把钱贷给他们。但是周作民力排众议，说范旭东的人品可以信赖，毅然支持这项民族工业，显示了一个民营银行家的超人胆识。最后范旭东不负众望，永利纯碱逐步占领了国内市场，为此周作民很是得意自己当初的“有胆识、有气魄”。
因为有留洋日本的经历，1935年全面抗日爆发之前，周作民还被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推举为中日贸易协会的副会长。1942年，日本提出要和周作民合作，周作民誓死都不答应，他不想在抗战期间戴一顶“汉奸”的帽子。1949年，他和很多银行家一起到了香港。但是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是一大批避难香港的银行家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金城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了天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80年代又接受了中国银行的投资，成为中国银行的全资附属企业。
在盐业银行，吴鼎昌的上任正赶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停兑事件而信誉受损的时期，官办银行的失利无疑给商办银行提供了发展的良机，北洋政府的各个机关单位都把钱存到了商业银行。此时的盐业银行，本来就有过官办的背景，再加上吴鼎昌善于经营运作，特别是大量购买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使得盐业银行获取了暴利，资金实力雄厚，所以在北洋政府时期，它一直和浙江兴业银行轮流坐私营银行的头把交椅。
天津盐业银行凭借水陆通达的地理优势、盐业为主的经济便利，以抵押、收购的方式掌控了大批实业，触角伸到了国外，简直就是当时商业银行的执牛耳者。盐业银行花费120万巨资建成的办公大楼彰显了盐业银行曾经的辉煌。这座大楼吸纳了中西方建筑的精华，成为天津唯一载入西方《建筑史》的近代建筑实例，属于世界级的建筑精品。
本文摘自《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
陈光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先后整理国家法币，与美国进行金融外交，维护了国家利益，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被誉为“中国的摩根，他对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终成就功业。他直到七十多岁还在国际间奔走，事迹具有传奇色彩。他还开创了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先河，办旅行社、办招待所、办旅行杂志、修缮国内景点、开设境外旅游，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旅游业之父”。本书从陈光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民国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