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强联合：联营的“北四行”（2）

　　盐业银行还有一项“闷声发大财”的特殊业务，就是利用在京津的区位优势，结交了大量晚清的遗老遗少，这些人都有很多珍贵的文物，甚至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资金也是在盐业银行办理文物押款筹集的。押款的古物中不仅有大量的精美瓷器、玉器、金册页、金塔，还有一套号称国宝的金编钟。这些宝贝说是用以抵押贷款，但因原来的主人都没有能力赎回去，他们只能眼看着盐业银行将其拍卖，大发其财。

　　然而，作为民国著名的银行家，吴鼎昌的眼光是很长远的，他并不满足于盐业银行眼下取得的一点成绩。他曾特意请假半年去欧洲考察，为的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手段。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金融界各自为谋、互不干涉，导致无论哪一家私人银行都称不上真正的强大，因此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才是出路。凭借盐业银行的实力和吴鼎昌在业界的号召力，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同意了“三行联营”，后来大陆银行总经理也主动申请参加联盟，就有了著名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简称“四行”，也即“北四行”。大家共推吴鼎昌为主任，协调一切业务。

　　后来，因为银行办得红火，吴鼎昌还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5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后因“奉旨”调查上海“纱交风潮”牵扯出了孔祥熙、宋霭龄，惹怒了蒋介石，事后被免去实业部部长的职务，发配到偏远的贵州做了7年省长。在这7年间，吴鼎昌继续发展经济实业。可是不知怎的，后来他又得罪了蒋介石，最后连省长的官也丢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吴鼎昌去了香港，不久就发现身患癌症，最后在香港病逝。

　　在“北四行”中，大陆银行既有政府背景，又不缺专业人才，各地分行也一个个开展起来。上海分行别出心裁，偷师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把学校储蓄当做重点工作来抓，分别在大学、中学设立服务网点，以办理奖学金、开办子女教育储蓄金的方式招揽了很多储户。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银行被公私合营，1952年关闭。

　　至于中南银行，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开业不久，便争取到了钞票发行权。不过，“发行钞票”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能降低银行成本，方便筹措资金，另一方面也容易因控制不好发行量而引发挤兑风潮。所以，这件好事，中南银行没有独享，而是在召开董事会分析讨论后，决定联合金城、盐业、大陆银行成立“四行联营事务所”，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这样一来，中南银行不仅规避了风险，还取得了稳步上升的业绩。

　　日军开始大举侵华后，中南银行没能逃脱厄运，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到战争结束也没有缓过劲来。新中国成立后，除中南银行上海总行被收归国有，中南银行的香港分行却保留了下来，直到2001年被并入香港中银集团。

　　不同于“南三行”的是，“北四行”形成了联营的运作机制，也就是上述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共同倡导成立的联营联盟，“南三行”则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

　　“北四行”形成之初，其实只有盐业、金城和中南三家银行在1921年达成了联营协议。后来，大陆银行总经理也意识到，在政局动荡、金融风潮频发的情势下，银行间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联盟，密切合作，相互扶持，各家银行才能真正强大起来。于是，到了1922年，大陆银行也主动参与联营，原来的三行联营从此发展成为四行联营，即“北四行”。

　　在当时的社会，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大银行的联营，无疑是一种强强联合的银行经营方式。四家银行签订联营协议后，随即成立了联合事务所，并创建了一个联合准备库。因为联合事务所本就是为发行钞票而成立，所以，联合事务所下辖的准备库，主要职责就是办理中南银行钞票的发行、准备金的存储及钞票兑现等事务。因四行已经联营，那么发行钞票之事就由这四家银行共同负责，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发行钞票要承担的风险，还壮大了四家银行的声势。自此以后，社会各界都认为“北四行”是稳妥可靠的商业银行，信誉度很高。到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前夕，四行联合发行的钞票总额已仅次于中国银行，这为“北四行”其他业务的开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另外，联合准备库创建后不久，“北四行”又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金融组织，即“四行储蓄会”，以实行联合储蓄。这种联合储蓄与一般商业银行的储蓄有着明显不同，它是由四行担负保本保息之责的一种储蓄形式，存款人为普通会员，他们不仅能够在存款到期后取回本息，还能在年终时获得银行的分红。对于储金的运用，四行储蓄会有着严格的规定，即只允许用其开展国家或地方有确实基金担保的债票购入或抵押、各繁盛商埠的房地产押款、生金银及国外货币押款及以该会储蓄证为抵押的贷款等业务。在四行储蓄会成立后的许多年里，“北四行”的储蓄业务都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

　　而除实现联合发行、联合储蓄外，“北四行”还进行了联合投资，更彻底地实现银行联营。联营初期，“北四行”曾对工商企业放款和投资，这一点倒是和“南三行”十分相像。不仅如此，“北四行”还注重在公债方面的投资，既购置国内公债，又买卖外国债券。由于“北四行”联营的发起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等人都与政界有着密切联系，更为后来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所倚重，因此他们的消息十分灵通，对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政策、进程等可谓了如指掌，这就为“北四行”的公债投资提供了便利。此外，“北四行”还积极与外商银行建立业务合作关系，一同经营外汇、黄金等生意，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有资料显示，到1933年年底，“北四行”共投资国内公债1500多万元，国外债券1800多万元，可见四家银行在债券投资方面的力度之大。

　　除了银行的常规业务之外，“北四行”还涉足贸易、保险、信托、工业管理等行业，比较有名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就是金城银行创办，后来又联合中南、大陆、交通、国华五家银行一起投资经营的。黄奕住还兼任了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将其业务覆盖到了全国各主要省份以及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北四行”的联合经营无疑是一个创举，这不仅壮大了四家银行的资金运作实力，提高了其在中国银行界的地位，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银行业向前发展。因为这种联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正倾向于资本主义银行业的联合、集中经营模式。

　　说起“南三北四”，其实二者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毫无关系的。北京政府名义上属于北洋军阀，但是各派系之间明争暗斗，互相牵制，说是政治中心其实已经名不副实。但是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却是货真价实的，江浙财团的实力在全国来看也是最为雄厚的。这不，北方的银行家们明白过来之后纷纷把工作重心南移，汇合到上海来。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先是由浙江吴兴人钱新之担任，钱新之高升到北京总行做总经理之后，改由原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盛竹书担任。如此一来，交通银行和江浙财团很自然地融合到一起，况且交通银行的大股东们也多是江浙籍的富商。“北四行”的总行逐渐都转移到上海后，四行联合准备库拉拢从交通银行离职的钱新之担任主任，主持四行在上海的一切经营活动，从此“北四行”和江浙财团也拉上了关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早在1916年就是半独立状态，与北京总行联系不那么紧密，总负责人又是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张嘉璈，中国银行的情况和交通银行非常相似。

　　这样一来，为了共同的利益，“南三行”和“北四行”实际上已经结成了经济同盟。

本文摘自《一个领先时代的银行家》

　　陈光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先后整理国家法币，与美国进行金融外交，维护了国家利益，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创造了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被誉为“中国的摩根，他对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终成就功业。他直到七十多岁还在国际间奔走，事迹具有传奇色彩。他还开创了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先河，办旅行社、办招待所、办旅行杂志、修缮国内景点、开设境外旅游，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旅游业之父”。
　　本书从陈光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民国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