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库：金融秩序的根基（1）

　　当代保险和金融体系对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都异常重要，但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数据：从精算表到企业资产负债表，还有司机安全驾驶记录、工作经历记录、信贷和住房记录、纳税记录等。形式多样的数据使我们可以有效估算风险价值，并对其进行定价，同时也辅助我们持续进行协议、借贷、调整、支付等工作，还使得这些工作进程变得更加顺利。如果我们希望完善这些风险管理机制，使其涵盖更多种类的风险，那么所有人（居民、承保人、投资经理、银行家和公职人员）都需要质量更高、更全面的数据库，同时需要更先进的数据管理技术处置这些风险。

　　我在本书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新的风险管理制度，它们能够帮助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全世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在介绍这些新制度时，我们已经意识到，需要通过一些激进的金融创新，才能对冲一些从未被重视的风险，而推动激进金融创新之前必须解决一些与信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毕竟，分摊风险的前提是单个主体有意愿与其他主体互换自身的风险，也就是实现双赢局面的动力有多大。要了解这种意愿，我们必须允许个体之间自由交换相关信息，从而预先对风险做出界定和量化。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建设更大更好的数据库，帮助买卖双方拟定保险合同。在此基础上，数据库就成为大众化金融秩序的根基，全社会都可以广泛利用电子化存储的信息，对原本不可投保的许多风险进行管理和削减。本章主要讨论创设一系列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核心理念，从而为创设各种各样经济理论扎实、法律上可执行、操作较为简单的风险管理协议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提出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主要提供收入水平和资产价格的信息，其可以对信息进行精确细分、持续更新，并且广泛可用，不仅提供一个时点的数据，而且提供累计的总数，当然还包含其他任何一种个人、组织、企业或政府可能面临的风险的相关数据。如果合理利用这些数据库，那么其创造的信息世界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管理越来越多的风险，不仅保障了人们的生活安全，而且降低了全社会的经济随机性和不平等程度。

　　我先举几个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正常运作的例子。首先，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将帮助风险管理协议针对个人或单个组织面临的风险做出反应。当生物化学家希望购买一份应对DNA重组职业风险的生计保险，他可以向保险公司提供一个密码，使该承保人可以部分获取他的个人信息，从而也就可以针对他本人实际的职业发展状况拟定保险合同的部分赔偿条款。保险合同不再仅依据他纳税记录中的一个条目拟定，这份协议可以根据其经济状况的许多决定性因素约定其应得的福利，也就等于为他提供了一份终极职业保障。芝加哥的小提琴演奏家希望获得一笔与她个人收入挂钩的贷款，贷款基于她未来从事小提琴演奏事业能否成功，她也可以让贷款人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查询她的部分个人信息，而屏蔽掉不相关的信息。根据数据库的信息，这份风险管理协议可以从不同角度衡量她事业的成功程度，只有在她的事业发展彻底失败的情况下才会给予补偿，从而避免了负面刺激效应的产生，也就不会引发道德危害。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同时具有辅助研究的功能，帮助我们开发出新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马尼拉的一位保险经理对创设应对职业教育风险的产品有兴趣，那么他就可以利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细化数据，分析个人职业收入水平，从而打造基于这种理念的新产品。再比如，罗马的一位工会领导希望给工会成员重新拟定新的协议，他也可以参考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分析城镇职工收入水平，从而拟定一份协议对冲工会薪酬的波动。身处布里斯托的一位社区主任在看到本地一家重要雇主迁走之后，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对冲本社区房价下跌的风险，他也可以通过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分析其他社区房价的变动与住房所有者收入变化之间的联系。身处渥太华的一位国际化员工持股计划的执行总监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对冲成员公司持有母公司股权的风险，她就可以通过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设计一系列对冲工具，专门处置成员面临的风险。

　　尽管看上去过于未来主义，而且覆盖面太广，但是对于在计算机旁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建设这些数据库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现在，人们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事务，包括纳税、管理银行账户、交易股票债券、玩游戏、找伴侣等，而且其交易的对手往往都是另一个半球的匿名主体。我所提议的这些数据库一方面使人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计算机技能保障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刺激现有的信息和金融产业继续开发有利可图的新型计算机相关服务。

　　目前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可用的经济数据网络，只不过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我提倡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具备许多其他特征，能够使有效的新型风险管理变成现实。我在下面几节当中会以大纲的形式介绍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方式；每个此类数据库的细节当然需要逐步发现，并投入足够的时间设计。

　　建设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

　　创设我提出的这种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关键第一步必须是政府行为，也就是由政府牵头制定标准和法律基础。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存储的数据必须满足几个标准：首先是此类数据库可以容纳的信息，其次是居民必须在此类数据库内存储的信息，再次是能够公开查阅的信息，最后是政府必须承诺按照此类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拟定的协议即便在遥远的未来也能得到执行。由于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会使某些种类的信息成为公共商品，所以政府有必要提供资金支持以搜集信息。同时，我们还要设定保护个人隐私的规则。必须由政府定义什么样的行为是公正的信息使用方式，并且监督这种行为。类似于美国1974年联邦隐私权法案这样专门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也应该及时更新。

　　在设计之初，也可以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留下必要的接口，让研究人员或协议设计人员能够自由调取与收入相关的大量信息，而不透露个人身份信息，并且能够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有效性。这使得他们可以编制出上百万种与经济风险相关的指数，也就可以用于后续的风险管理协议设计。

　　在允许研究人员调用数据的过程中，也能够保证个人隐私或企业的机密档案不会被泄露，不会像已经过时的细胞抑制研究那样，让数据变得晦涩难懂。科技的进步已经使我们可以在掩盖数据关联人身份信息的同时，让研究人员对数据加以分析，甚至可以为了大多数合法的研究而把数据关联在一起。保证私密信息安全性的方法之一就是，对重复索取同一数据和数据索取被拒绝的次数进行动态评估，由此判断私密信息被侵犯的可能性。另一种方法是用矩阵掩盖私密信息，并添加无意义的噪声数据。再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私密数据的预测分布掩盖微观数据，这种方式非常复杂，但是被掩盖的数据不会影响整体数据的统计学分析结果。目前，这样的保护体系已被广泛使用，研究人员可以为任何正当的研究调取个人数据，这也从一个方面强化了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风险管理能力。

　　大数据库如何运营和维护

　　政府采取第一步的行动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运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包括录入和分析数据的标准等，但是组成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计算机硬件最好还是交给私营企业开发，这样才会更加有效。这样的话，人们可以直接分析已经处理和过滤的信息，而不用在庞杂的数据中艰难地搜索。理想状态下，私营企业会开发出多种相互竞争的系统，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使用哪种系统。

　　由于处置生计风险的新型风险管理工具保护的主要对象是收入，所以为此创设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最核心的数据必然是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收入情况。这种数据库必须是全球化的，因为离自己越远的人，承担的风险越不一样，其获得的经济地位也就不一样，只有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对冲风险的机遇。我们还应该提供充足的信息，让人们理解收入的真实含义，并且有可能对这种定义做出变更。

　　任何一个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都应该留有标准接口，也就是一个获取数据的标准化协议，因此不同的计算机程序都能自动抓取数据。比如，人们希望能够用标准化的程序界定总和指标，从而明确自己面临的风险，然后再拟定风险管理协议。使用这种标准化程序得到的指标编制而成的风险管理协议可以方便地在别人的计算机上用他们的程序进行解读。

　　为了帮助我们创设适当的长期风险管理协议，这些数据库还应该包括一种身份验证系统，使我们能够追踪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动向。人们可以根据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揭示的未来收入状况签订协议，同时又由这套数据库跟踪协议的执行情况。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将数据库建成一种人们行为的参考，成为个人做出选择和经济决策的依据。

　　个人收入状况纳入大数据库

　　理想状态下，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当中应该存储着个人所有的收入历史记录，以及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还有其家庭成员的信息，当然这些数据都受到内嵌功能的隐私保护。不考虑隐私过滤，任何人都可以让别人获取自己的收入信息，也就是让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实现其风险管理的功能。更进一步讲，个人可以利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回顾自己的收入历史，也可以为了实现风险管理的目的有选择地公开自己相对于他人的收入水平。但他们可以选择不透露收入的完整信息，比如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收入放置在一个范围内，收到这些信息的人对这种粗分类的信息也能加以利用，而且能够信任信息的来源。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存储的数据不仅是当前这个时点的收入信息，同时还要存储既往收入历史、收入构成以及收入关联信息，因为只有全面掌握收入的变动情况，才能真正实现风险管理的功能。我们过去观察到的风险以及与风险关联的因素虽然不能作为预测未来的完美基础，但是在评估未来风险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数据。

　　与个人收入相关的数据是可以按照个人特质进行分类的——出生年月、性别、家庭结构以及教育和从业经历等，甚至在法律能够预防滥用信息的前提下，还会包括个人的基因信息。如果能在某个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当中获取这些信息，拟定风险管理协议时就能针对这些特质进行考虑，因为有些特质意味着特定的风险只会发生在特定的人群身上。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还应该囊括收入和获取收入的成本的信息，人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重新定义收入，比如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就根据国民收入账户的数据开发了经济福利尺度。即便其他一些离我们常规上对收入的认识比较远的概念，比如消费或者根据特定事件调整后的消费，都可能对风险管理产生很大的作用。如果把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和个人的网络购物记录联系起来，我们就能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衡量个人消费。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包含的数据会越来越多，可以用于计算更广义的指标，比如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越多，人们计算国民收入或政府财政数据的能力就越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越详尽，政府在国民收入报告上做手脚的可能性就越低，他们妄图通过谎报数据降低收入挂钩型贷款、国际协议或宏观市场证券的赔偿额的可能性就越低。考虑到国民收入的构成以及其综合体量，政府想要造假就不得不全面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而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使得严重的造假行为几乎不可能成为现实。

　　目前，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登记个人的收入状况。在这个前提下，建立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并不是一种激进的创新，大多数数据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但是税务机关并没有一种有效的系统，能够为达到风险管理的目的而让人们调用这些数据。此外，普通人根本无法获取个人退税记录，因为搜集这些信息的唯一目的只是验证个人是否正确纳税。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在《新金融秩序》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国家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在这种架构中，运用金融创新来保护公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保护某个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该书重点阐述了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