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库：金融秩序的根基（2）

　　现在已经有人启动了相关项目，逐步搜集个人收入信息，由此给我们提供关于个人收入、家庭结构和其他个人特质方面的信息，让我们能从更广义的层面理解这些数据。比如，美国的收入动态跟踪调查（PSID）自1968年起就在跟踪记录一群样本家庭的收入状况，同时记录了家庭资产和个人特质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收入动态跟踪调查已经搜集了62 000个人的数据，看上去很多，但仅占全美人口的0.02%。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完全可以用比收入动态跟踪调查简单得多的方式记录全美人口的相关数据。

　　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都采取了类似收入动态跟踪调查的数据搜集行动。此类跟踪调查项目的扩展也证实了其被人们认同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但是由此搜集形成的数据库对风险管理而言还是没有多大作用。瑞安·施奈德曾和我一起试图开发供生计保险这样的风险管理工具使用的改良版的收入指数，主要以职业和教育经历分类，但是在现有数据来源的极大局限下，我们还是“摔了一个大跟头”。我们希望能够以经过反复测算验证的个人收入作为指数的基础，但是可供我们使用的只有收入动态跟踪调查项目提供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数据，因为这个项目只对同一群家庭进行跟踪回访。尽管这是当时能获取的数据中最好的一组，但是我们对个人职业和个人特质信息的掌握还是不太充分。此外，收入动态跟踪调查项目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处理访谈搜集的数据，然后还需要一段时间发布数据，所以这组数据的时效性不强。以我们现在编制而成的收入指数为基础，基本没有任何可能拟定风险管理协议。

　　我在此提出的倡议是，让数据库的建设不局限于研究对象，使其涵盖所有人的数据，保证数据的时效性，保证数据不被滥用的前提下能够及时调用，最重要的一点是赋予这些数据坚实的法律基础，那么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拟定的风险管理协议，比如生计保险，就会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有法律保障、一定会得到执行的印象。

　　提供企业收入信息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可以提供类似的企业收入信息。因为评估企业收入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所以这方面的信息应该更详尽。我们可以单独或把其作为指数的一部分使用，以此决定保险或其他金融债务的赔偿额。不同的企业之间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功能，让它们能够分摊一些双方都要承担的新型风险，或者也可以让个人对这种功能加以利用，让他们与企业签订风险管理协议，对冲自己从事特定工作的风险。

　　此外，这个专门针对企业收入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还可以帮助我们完善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的信息披露原则。路易斯·布兰代斯（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曾在1914年的经典著作《别人的钱》（Other People’s Money）中写道，企业信息披露是防范他那个年代企业滥用权力的最好方式，“正如同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一样”。

　　布兰代斯提议，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应该被强制披露企业信息，并且采取必要的手段传播这些信息。但他同时也说：

　　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也必须面向投资者披露。如果仅向商务部部长或其他官员铺陈经营数据，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的。这种做法是低效的，就好比《纯净食品法》只要求生产商向管理部门报备原材料，而不在包装上列示一样，都是没有实际作用的。

　　布兰代斯的探索也是促成1934年成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原因之一。美国证交会面向公众发布上市公司信息，并且通过此举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在这些因素的支撑下，美国股市才有了今天这样强劲的表现。

　　美国证交会使信息披露成为现实，与布兰代斯提倡的模式很像，而且他们还通过令人钦佩的措施把最新的信息技术融入日常工作。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美国证交会的网站查询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收入历史，其网站上的这个查询专栏被称为“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EDGAR）。这个专栏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规划，在90年代互联网普及之后对美国居民开放。

　　在线查询企业信息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都可以做到的事。此外，最近世界各国还开始推动制定会计准则的国际标准，比如欧洲议会就在2002年接受了欧洲金融服务法案计划，其中就包括了国际会计准则，这必然进一步简化数据在电子数据库中的表现形式。

　　要想让此类系统的功能最大化，必然意味着要设立相应的法律，保障能够及时有效地披露重要的金融信息。最近几年，用于快速披露的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对这种披露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美国，证交会通过《公平披露条例》强制上市公司采取迅速的电子化信息披露，该条例是2000年开始执行的。《公平披露条例》要求上市公司在向公司以外任何人披露重大信息时，立刻在同一时间向全社会公开这条信息。尽管该条例没有明确进行这种即时发布的具?形式，但在制定该条例时，证交会肯定期望上市公司能够借助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信息的传播既有效又廉价。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在企业自己的网站上定期查阅这些信息，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广播听取分析师的现场讲解，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同时得到这些消息。仅在几年前，这种会议还是相当保密的。

　　《公平披露条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公平披露条例》公布后不久，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就颁行了一套类似的指导意见，意大利的全国交易所协会委员会也在考虑推出类似的规定。英国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也发布了更全面的指导上市公司信息沟通的条例，甚至对网上直播和网络聊天室内的信息发布做出了规定。

　　但是即便在美国，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提供的数据，以及按照《公平披露条例》对数据进行的传播并不总能满足要求。比如，直到其破产的最后一分钟，公众仍然无法了解导致安然公司破产的背景信息。我们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整个社会都能受益，其中最显著的好处就是预防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减少投机性泡沫出现的可能。

　　旨在改善企业会计行为的措施最好与现有的电子化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配合执行。那些考虑完善会计准则的人必须持续考虑如何通过电子化的手段传播这些信息，并且考虑其中越来越多的信息如何被人们实际加以利用。许多这方面的工作都可以交给私营企业完成，比如Edgar Online这个网站就可以抓取电子化数据收集、分析及检索系统中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在线分析和常规化。但是政府监管者和制定会计准则的人仍然要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承担责任，要负责强制披露的信息的准确分类，还要对披露的行为进行持续监管。

　　大数据库与税收结合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与税收体制结合越紧密，个人和企业纳税的过程越简单，税法的复杂性以及由复杂性导致的难以合规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如果税务机关能够全面掌握个人和企业的收入情况，那么税务工作人员就可以自动计算各类主体应缴纳的税款。此外，以后还可能实现自动征税。对于某些人而言，任何形式的税收计算都是过于繁重的负担，所以有必要把计税和纳税的工作留给政府。

　　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在线纳税系统，一些政府的计算机系统也统计了个人收入来源的信息。但目前就常规情况而言，美国还没有任何一套系统能够帮助政府计算人们的应纳税额。如果把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和税收体制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准确性，因为人们在申报纳税时做出过诚实保证，他们可能被事后审计，而且一旦被发现撒谎，就会被处以高额的罚款。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准确性有了保障之后，就可以依据其提供的数据创设第8章中介绍的生计保险这样的风险管理协议了。

　　如果我们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预留较为复杂的税收接口，那么个人应纳税的额度将由更多因素共同决定，税收体制也就可能转变成一种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税收体制也可能在时期性（取决于过去多年已纳税的情况和这些年份的经济状况）和个人性（取决于他人，包括家庭成员的已纳税情况和他人所处的经济地位）方面变得更有针对性。只要自动化税收计算机程序能够包含对这些复杂性的考虑，那么就不会给纳税人带来额外的合规负担。

　　如果税务机关要重新采用收入平均法，那么其计算的基础数据应该是个人终生的收入历史，或者终生的已纳税额度的总和，不能仅计算最近几年的情况。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能够帮助他们达成这一目标。

　　一旦税收体制真正容纳了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那么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就能向人们展示这个体系的量化效应对不同风险场景下的风险管理工作的影响。任何人都能够根据过去的收入计算已经实际支付的税额，而且还能够计算出税收对目前和未来收入的影响。我们可以利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预测未来税法的规定，将其用于规划长期风险管理工具对税后收入的影响。

　　个人购买的任何一份保险计划都可以被列示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里，因此，这份保险与税收、其他保险以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交互产生的影响都可以被清晰地认知和考量。理想状态下，个人可以将他们已经获取的其他风险管理协议的信息录入系统，比如，他们已经购买的期权或员工持股计划，或者他们认为对自己奖金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尽管许多参数都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且难以量化，但是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可以自动涵盖尽可能多的信息，让人们能够更简便地提炼这些信息。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预留的抓取数据的接口可以让个人风险管理软件全面利用这些协议的信息，甚至还可以估算人们可能签订的额外协议的价值。

　　为慈善捐助预留的接口

　　慈善捐助（也就是较为幸运的人向相对不幸的人捐款）也可以被视为社会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稍加改进就能为这种行为提供帮助。我们可以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建立一个二级系统，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二级系统了解哪些地方需要慈善捐助，也可以把自己所做的慈善事业公之于众。这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播和调用系统，便捷易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追踪某个特定社区的慈善事业，并且结识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慈善行为获得公众认可。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还可以帮助人们确认自己的捐赠确实给了那些真正需要的人，而非那些伪装者。理想状态下，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应该包含向不同特质（地缘、年龄甚至教派）的真正低收入人群提供慈善捐助的通道。目前我们还不具备此类技术手段。如果这种系统存在，而且这种系统能够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对捐助额度做出限制，那么或许会有更多的人参与慈善捐助事业。

　　在保险出现之前，慈善是处置所有风险的唯一手段。由于信息技术相对落后，而且缺乏金融专业理论，所以人们必须依赖慈善管理风险。即便在古代，也有人记录过这种风险管理体系产生的结果是相当不均衡的，有时本已经富有的人获得了巨额补偿，而原本贫穷的人却一份补偿也拿不到。当代保险制度得益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肯定能做得更好。慈善仍然会继续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因为慈善捐赠能够直接对受难群体的需求和他们接受帮助的价值做出反应，这是任何一种常规制度都无法实现的。如果慈善事业能够与完善的数据库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相关信息，那么慈善事业的社会角色一定能扮演得更好。

　　为遗嘱预留的接口

　　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同样可以通过适当的设计为遗嘱和证言的处理提供一个良好的助力机制。我们目前拥有的体系完全依赖于律师和受托人，所以维护成本很高。只有富人能够较为简便地为自己终生积蓄的使用制定复杂的方案。此外，如果人们在遗嘱中明确了慈善捐赠，现在也没有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把这种善举公之于众。或许就是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人才选择不把自己的财产留给慈善事业。根据美国税务总局在《慈善美国》刊物中发布的财产税数据，1995年，只有13.4%的男性和24.3%的女性辞世者把财产中的一部分留给慈善事业。最近几年，通过遗嘱捐赠给慈善事业的总额仅相当于活着的人捐赠总额的1/10。如果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预留一个用户友好型接口，让人们能够在设计自己的遗嘱时将部分财产留给真正的低收入人群，或捐赠给其他事业，并且让他们的慈善义举能够公之于众，那么或许遗嘱捐赠的案例数量会更多，而且捐赠也会更有效。

　　如果遗产也作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管理的数据，那么人们就可以引导这些资产帮助真正需要它们的人，或者他们可以将这部分遗产做成信托，用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或孙子，或者同一个教会里的人，或者同一个城镇里的人，无论哪一种，都肯定是在帮助未来有迫切经济需求的人。当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功能强化后，普通人也可以像现在的富人一样，对自己的遗产做出较为复杂的使用安排。

　　大数据库：管理我们的经济生活

　　我在本章中提出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从设计结构上讲是一种提供个人和企业收入详细数据的工具，并且能够帮助人们利用这些数据更有效地管理个人风险，监控风险走向，并且按照自己认为有意义的方式支配收入。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向人们提供及时、准确和丰富的金融信息，让人们能够以这些信息为基础拟定有效的协议，以对冲人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但正如我们在前文中分析的那样，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用途非常广泛。

　　截至目前讨论过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的用途，包括生计保险、长期协议、税收、遗产和慈善，只不过是其功能中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并不意味着新金融秩序的发端，但它却是实现新金融秩序全面发展的必要工具。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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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金融秩序》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国家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在这种架构中，运用金融创新来保护公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保护某个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该书重点阐述了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