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秩序：从理论到现实（1）

　　要想让本书中提出的新金融秩序的理念变成现实，我们还需要采取其他一些行动。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风险，需要结合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进行研究，并且需要通过研究发现分摊风险的机会。我们同时还需要代表社会不同阶层和领域的公共团体或权威进行广泛的宣传。

　　恰当地识别风险

　　风险识别有两层意思，一是发现风险，二是测算分摊风险的机遇。对大规模不确定性的识别很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分辨不同的人在何种情况下承担完全不同的风险。只有我们找到了重大风险的源头，只有当人们面临的风险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分摊。

　　风险识别的第一步是改善我们测量风险的手段，也就是编制更好的指数。大多数开发指数的人可用的资源有限，而且相对而言不太受公众的重视。由于大多数指数都没有在金融合同中得到运用，所以公众没有动机发起针对某种指数的讨论，只有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个例外，因为在生活成本配给合同中会用到这种指数，而且这种指数已经被许多研究机构仔细研究过，社会上也存在很多针对这个指数的讨论。我们需要对其他用来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进行同样的审视。

　　1990~1991年是一个经济衰退期，我曾在那时与一些同事共同推动期货交易所启动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期货合约，就在这个时期，我个人充分体会了经济指数的重要性。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自己编制的指数就是从当时那个时点开始计算的，已经清晰地揭示出几个重点城市的房价都在下跌，但是当时市场上引用最多的还是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的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指数，这个指数在有的情况下完全不合情理。期货交易所的经济学家们也对我们表示，他们无法确认是否真的有人能够准确描述当前房价的真实走势。

　　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发布的数据只不过是将经纪人获得的单一家庭住房中介价格综合起来而已，与我们编制的根据单一家庭住房变动价格形成的指数完全不同。我们当时无法辩驳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中介价格指数的权威性，主要是因为媒体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指数，他们喜欢中介价格这种更简单的概念，而且（像自我循环一样）崇拜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已经获得的权威性。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没人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的指数拟定协议，所以也就没人关心这种指数的编制方法。因此，我们在推广单一家庭住房价格期货合约市场时就承担了双重责任，不仅要推广市场本身，还要推广市场中用于测算风险的指数。

　　随着可用数据的增多，以及使用指数拟定协议的做法越来越普遍，这方面能够在未来得到改善。当人们明白了可以广泛地根据经济风险指数拟定协议之后，编制指数这个职业本身也会成为一种可发展的商机。版权受保护的指数供应商可以向使用者收取费用，如果以他们的指数为基础拟定协议，还可以征收版税，假设互联网超小额定价支付成为现实，那么他们甚至可以在人们每次查阅指数时都收取一笔超小额的使用费。私营企业肯定会开发出多种供用户自由选择的但相互存在竞争关系的指数，而公众一旦明白了自己的钱都与指数有紧密联系，他们必然会更多地关注指数的编制。此外，政府还可以为编制测量经济风险的指数提供更多帮助。

　　在针对经济福利状况测量手段的研究方面，可以把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的国民收入概念归纳为一些次级指数，比如按收入水平分类的收入指数或按职业分类的收入指数，有了这些指数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忽视国民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会忽视职业带来的回报。但做这些工作本身就是有风险的。目前，面向大众的出版物会提供有关职位质量的指数，比如《全国商业就业周刊每周工作评级手册》，其对特定职位的评级不仅针对收入和福利状况，同时针对工作环境、职位稳定性、工作压力、体力需求和出差次数等因素。但是由于这种评级涉及的因素太多，许多人都认为评级的主观性太强，所以也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对这些职业进行评级，并不是为了让人们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拟定风险管理协议，而只是为了提高杂志销量。如果公众的讨论充分的话，我们可以针对特定职业的经济状况编制指数，人们可以以这种指数为基础签订风险管理协议。最终，当许多存在竞争关系的群体利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编制各自的指数时，消费者可以自行决定到底相信哪一家的指数。

　　我们在设计风险管理工具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先行决定按照哪种分类测算风险。按照国别或职业区分风险是两种很自然的分类法，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简单地接受地缘或职业分类，那我们很有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的因素。我们需要在纷繁复杂的风险数据中剥茧抽丝，所以说不能简单地接受传统分类方法。

　　在我与瑞安·施奈德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分析了个人特质和个人收入等信息，我们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团簇分析”的流程识别一些承担相似风险的职业，并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群体中进行分析。由此得到的劳动力收入指数能更准确地描述人们面对的风险，比传统的职业指数更可靠，因为传统职业指数受传统边界的限制。在拥有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开展更多的研究。

　　由所有人共同承担且任何人的暴露程度完全一致的风险是无法通过金融方案进行分摊的，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全球经济同时毁灭的风险。当风险的分摊程度和体验程度完全一致时，我们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形式的分摊或分散。只有不同人经历的不同风险，比如全球气候变暖损害热带国家的经济，但却有助于温带国家的经济，这样的风险分摊才是有意义的。进一步举例来讲，如果热带的人和温带的人签订了风险管理协议，如果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热带经济受损的严重程度高于预期，那么温带的人就给热带的人提供补偿。同样，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后果完全相反，那么热带的人就要反过来补偿温带的人。

　　斯蒂法诺·阿萨纳索里斯和我一起开发了一套数量化和经济测量学的模型，可以作为发现世界各地应该签订的最重要的风险管理协议的方法，其理论基础是一种被称为“主成分分析”的统计学流程。我们的流程从个人收入的历史数据入手，通过分析发现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之间的关联系数和协方差，然后我们将获得的系数输入一个数量化公式，从而揭示出按照所承担的风险不同而被归类到不同群体中的人，从而也就揭示出哪些人之间应该分摊风险。

　　我们的研究为日后的工作建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其只不过是整个发展过程最原始的开端而已。当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成为广泛可用的工具之后，我们可以做出更加复杂的分析。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希望经济测量学以外的诸多专业学者也能为这项事业贡献力量。在识别和划分风险分摊的人群时，研究人员不能按照传统思维决定这些群体的划分。这意味着在针对风险管理协议的研究中会遇到非常奇怪的同类人，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超越已有的人际关系网，超越周围人的影响，超越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影响，超越自己所属世代的影响。

　　我们当前拥有的金融制度已经能够有效地识别分摊风险的机会。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承担异常风险的人找到完全对立的对手方。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发这种体系，确保投资银行所做的努力覆盖的范围更广——使投资银行服务大众化和扩大化。

　　风险识别的过程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发出客观的测量风险的工具，一种不会受到道德危害过度影响的手段，因此我们才能在管理风险的过程中激励人们采取良善的行为，并且避免损失。高度发达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能够让人们对风险管理协议中的道德危害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我所提倡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为我们铺平了系统化识别风险的道路。我们在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中记录的信息越多，我们离风险识别的目标越近，这些信息不仅是个人收入信息，还包括其他可能在未来用于拟定风险管理协议的信息。

　　我们现在就应该迈出风险识别工作的第一步：尽可能地扩大对经济风险数据的搜集，这些信息未来有可能成为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必备的内容，同时大学和基金会等机构也应该更多地支持开展此类研究。如果现在不采取这些措施，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数据都会逐渐消失。如果要理解风险，研究人员必须先积累风险的历史数据。私营企业应该以对公众负责的态度，保管好已经搜集到的个人收入和行为模式的数据，一直存留到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这种大型数据库投入使用为止。

本文摘自《新金融秩序》

　　在《新金融秩序》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国家财富为目的的全新风险管理基础架构。在这种架构中，运用金融创新来保护公众免受系统性风险的冲……比如说，在微观层面上可以保护某个个人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宏观层面可以保护家庭和社区不会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遭受威胁。
　　该书重点阐述了如何将风险管理的手段运用于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本书展示了一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风险管理文化，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呼应，二者共同促进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