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看看谁被授予专利，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些创新的性质。保护思想产权的专利系统在1623年英国议会制定的垄断法中就系统化了，特别是阻止了国王随意给他想给的人发“专利证书”——这样就能有效地把排他性权利授予特定活动或商业。在美国关于专利授权最惊人的特征在32于被授予专利的人来自各种背景、各个生活阶层，而不仅仅是富人和精英。许多人就是由于自己的发明专利致富的。就拿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来说，他是留声机和灯泡的发明者，通用电气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爱迪生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萨缪尔·爱迪生（Samuel Edison）从事过很多种职业，从劈面板做屋顶到裁缝到开旅馆。托马斯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是在家里接受他母亲的教育。
在1820年到1845年间，美国只有19%的专利权人的父母亲是专业人士或者来自大地主家庭。同一时期，40%的专利权人只受过初级或更少的教育，就像爱迪生一样。而且，他们通常利用他们的专利开办企业，这一点也跟爱迪生一样。正像19世纪的美国在政治上比其他同时期的国家民主一样，在鼓励创新上也比其他国家民主。这对它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经济创新性的国家至关重要。
如果你很穷但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拿到专利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申请专利毕竟花不了太多钱。但是，要用专利赚钱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一种方式是把专利卖给其他人。爱迪生早年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为的是积累资本，比如他把其四路多工电报的专利以10000美元卖给了西联公司。但是出售专利只有对像爱迪生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好的想法，他形成想法比他付诸实践快得多。（他在美国就获得了1093项专利，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1500项专利，这在全世界都遥遥领先。）从专利中赚钱比较实际的方式是自己开公司。但是，开公司需要资本，需要银行借钱给你。
美国的发明者又一次很幸运。在19世纪，金融中介和银行业的迅速扩展成为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和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1818年，美国开了338家银行，总资本达到了1?6亿美元。到1914年，美国有27864家银行，33总资本达到273亿美元。美国有潜力的发明家都可以立即获得资本开办企业。而且，银行之间的竞争和美国的金融制度意味着资本以相当低的利息就可以获得。
在墨西哥，情况就不是这样。1910年，就是墨西哥革命发生的那一年，墨西哥只有42家银行，并且其中的两家银行控制了整个银行资本的60%。墨西哥不像在美国那样，银行业的竞争那么残酷，在这里银行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竞争。这种缺乏竞争意味着银行能够向客户收取非常高的利息，这就只能够把钱贷给特权阶层和已经非常富有的人，他们利用能够得到的信贷加强对不同经济部门的控制。
墨西哥银行产业在19世纪、20世纪表现出来的形式是这个国家后殖民时期政治制度的直接结果。桑塔·安纳（安东尼奥·洛佩斯）时代的混乱之后，1864年到1867年间，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的法兰西政府试图在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国王统治下的墨西哥建立殖民制度。法兰西人被赶走了，新宪法制定了。但是，先是华雷斯（Benito Ju?rez）后是塞巴斯蒂安·特哈达·科拉尔（Sebasti?n Lerdo de Tejada）建立的政府很快就受到一个名叫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的年轻军人的挑战。迪亚斯在抗击法兰西的战争中是一个常胜将军，滋生起对权力的强烈渴望。他建成了起义军，并在1876年11月的特考克战役中击败了政府军。第二年5月，他当选为总统。他继续采用多少有些顽固并且日益独裁的方式统治墨西哥，直到34年后爆发革命才被赶下台。
跟他之前的伊图尔维德和安东尼奥·洛佩斯一样，迪亚斯也是从军队指挥官开始其政治生涯的。这种进入政治的职业路径在美国当然众所周知。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也是独立战争中的常胜将军。尤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美国内战中获胜联盟的将军之一，在1869年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3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在1953年到1961年间任美国总统。然而，与伊图尔维德、安东尼奥·洛佩斯和迪亚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是运用武力获得政权的；他们也没有一个运用武力来避免不得不放弃政权的可能。他们遵守宪法。尽管墨西哥在19世纪也有宪法，但是他们对伊图尔维德、安东尼奥·洛佩斯和迪亚斯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限制。这些人的权力被剥夺的方式跟他们获得权力的方式相同：运用武力。
迪亚斯侵犯了人民的产权，方便了大量土地的征用，授予各商业领域的支持者以垄断权和支持，包括银行业。这些做法并没有新东西。这些恰好就是西班牙征服者曾经的所作所为，之前的安东尼奥·洛佩斯也是这样做的。
美国拥有对其经济繁荣尤其重要的银行业的原因，跟拥有银行者的动机毫无关系。实际上，强化墨西哥银行垄断性质的利润动机，在美国同样存在。但是这种利润动机实现的方式完全不同，这是因为美国有完全不同的制度。银行家面对不同的经济制度，面对的是让他们参与更激烈竞争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为银行家制定规则的政治家自己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激励因素，这些因素也是由不同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事实上，在18世纪后期，也即美国宪法实施之后不久，看上去跟墨西哥占主导地位的银行系统相似的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政治家尽力建立起国家银行垄断，这样他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朋友和合伙人获得部分垄断利润。银行不久也参与到贷款给管制他们的政治家的业务中，就像墨西哥一样。但是，这种状况在美国持续的时间不长，因为试图建立这种银行垄断的政治家们，跟墨西哥的政治家们不同，他们要面对选举的制约。建立银行垄断并放款给政治家，对政治家来讲是种如意的生意，前提是35如果他们能够逃避处罚的话。然而，对市民来讲不是特别好。跟在墨西哥不同，在美国，人们可以约束政治家，并且把那些运用权力谋取私利或者帮助同伙获得垄断者赶下台。结果，银行垄断没有了。在美国政治权力的广泛分配，特别是与墨西哥相比，保证了人们都可以同等地获得融资和贷款。结果，这确保了有想法和创新的人可以从中获得收益。
本文摘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