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使美洲的广大地区即待开发的边疆更有价值了。通常，这些边疆地区只是虚假地呈现出待开发的状态，因为这些地区早先居住的都是被残酷剥夺了一切的原住民。同样，抢夺攫取这些新发现的有价值的资源，成为19世纪后半叶美洲多个国家的一种主流的行为。这种具有极大价值的边疆的突然开发不仅没有让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出现同步发展，甚至还造成了更大的不同，这是由已经存在的制度差异形成的，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土地所有权的条款。在美国，一系列立法行动——从1785年的《土地条例》到1862年的《宅地法》，赋予了人民更广泛地获取边疆土地的机会。36尽管原住民被排挤走了，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平等的、更具经济活力的边疆地区。然而，在大多数拉美国家，政治制度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边疆地区的土地分配给了权贵阶层和富人，以及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并使这些人变得更有权势。
迪亚斯也开始废除阻碍国际贸易的殖民时代遗留下的制度，他期望这样做能够让他及其支持者致富。然而，他所采用的模式并不是他所看到的格兰德河北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科尔蒂斯、皮萨罗和托拉多的模式——精英们可以攫取大量财富，而其他人被排除在外。当精英们投资的时候，经济就增长一点，但是这种经济增长通常总是令人失望。在这种新秩序下，经济增长也是以牺牲没有权利者的利益为代价的，比如说索诺拉诺加利斯的雅基族人。在1900年到1910年之间，大约3万雅基族人被驱离家乡，实际上变成了奴隶，被赶到尤卡坦半岛的剑麻种植园工作（剑麻纤维是非常有价值的出口品，因为它们能用于制作绳索和麻线）。
这种对增长有害的特定制度模式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一直顽固持续到20世纪，其影响通过下面的事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就像19世纪一样，各种集团为争夺权力而斗争，这种模式造成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动荡以及持续不断的内战和政治运动。迪亚斯最终在1910年失去了权力。墨西哥革命之后，玻利维亚在1952年、古巴在1959年、尼加拉瓜在1979年也发生了革命。同时，内战先后在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秘鲁发生。资产征用和被征用的威胁仍在继续，同时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发生了大规模农业改革（或者试图进行改革）。革命、征用、政治不稳定伴随着军政府和各种不同形式的独裁而来。尽管也存在着渐进的变化，给予民众更多政治权利，37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才开始民主化，而且即使那时，它们还深处动荡的泥潭。
这种并不稳定伴随着大规模的镇压和谋杀。1991年智利国家真理与和解委员会报告确定，在1973年到1990年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统治期间，有2279人由于政治原因被杀害，大约50000人被投入监狱遭受折磨，数十万人被解雇。1999年的《危地马拉历史澄清委员会报告》确定，总共有42275人被谋杀。也有其他报告宣称在危地马拉1962年到1996年间有20多万人被谋杀；在弗拉因·里奥斯·蒙特（Efrain Ríos Montt）将军统治期间就有7万人被害，他犯下了这些谋杀罪行却不受惩罚，甚至还在2003年竞选总统，幸好他没有当选。阿根廷全国失踪人口委员会认为在1976年到1983年间被军队杀害的人口达9000人，尽管它注意到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人权组织估计的数字通常是30000人）。
本文摘自《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回答了困扰专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国家为什么按照富裕不富裕、健康不健康、食物充足不充足来划分？是文化、天气、地理特征还是不知道正确政策？简单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确定的或注定的。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在15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跟当今社会下列重大问题高度相关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包括：中国会以如此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吗？能够超越西方吗？美国的最好时光过去了吗？我们正在从限制精英人物扩张权力的良性循环走向使少数人致富和扩张权力的恶性循环吗？什么是帮助数十亿贫困人口走向繁荣的最有效方式呢？是来自西方富裕国家更多的慈善援助？还是学习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创造性观点得出的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相互作用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