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开始思考

　　    关于中国的企业家思想，我们所能追溯到的第一个历史源头，应该是清朝的洋务运动。现在看来，洋务运动在中国经济史上是一次彻底失败的企业案例。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经济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企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庇护。胡光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大名鼎鼎的李鸿章1872年开办轮船招商局，1877年开办开平矿务局，1878年开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李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有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种政府大面积操纵的企业史里，我们发现了中国企业家立志介入民主立宪运动的足迹。

　　    侯宜杰的《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是一本专门研究立宪与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家阶层成长关系的杰出著作。此书详尽地记载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商人是中国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事实。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兼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

　　    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无护商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当时这种绝对君主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约，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许可权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

　　    由此，企业家在推动清末的制度改革中，不但对新制度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实行起了关键作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企业家在各省咨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咨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雏形。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咨议局中，企业家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咨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缴税”的原则。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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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