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

　　    尽管我们对2008年中国企业的艰难生存提前准备了足够的心态， 但眼下成千上万不断倒闭的中小企业还是让人们惊呼。从广东到浙江，从福建到苏南，一些曾经红红火火的企业如今门庭冷落，工人失业，税收减少，并迅速攀升为一个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局面将会导致企业家信心大面积减退，诸多资金外撤，众人期待的卓越企业建设由此将停滞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分析，意义并不大。有一个观点我想大家是一致赞同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是因为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支撑。我们的问题由此提出：如果我们的企业永远处在国际产业链中最低端的部分，我们何以真正建设有价值的大好企业？如果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企业，我们何以走出眼下令人抑郁的宿命？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曾经说过，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我能理解项兵的用意，他应该是在仔细研究了中国历史中的企业生态之后，才提出这样的判断的。事实上，我们的历史的确很难找到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淀，所谓的中国式企业发展，如果站在历史的层面上，应该是一个伪命题。即使在一个更加宽泛的领域观察，比如企业的生存环境、社会的结构体系，我们也只能找到一些灰色的权谋之道。

　　    1776年，亚当·斯密曾经写道：“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最富裕、最丰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劳，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它在长久期间之内，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500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斯密的议论虽然涉及的范畴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但在企业发展的层面，他的结论性意见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中国企业的理论支撑。斯密的意思非常明白，中国人目前的贫穷不是由于中国人懒惰，也不是由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已经用尽，而在于制度的缺失。正是制度的缺失，才构成了致富的“最高限额”。那么，在分析中国企业时，我们可以模仿亚当·斯密，明确指出，中国企业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规模，不在于他们的资金，只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建立起一套具有法律意义、数字意义的制度。如果在未来一个时期以内，中国企业仍然处在非制度生存的状态，毫无疑问将抵达“最高限额”，然后开始坍塌。

　　    有意思的是，大约100年后，清朝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为亚当·斯密的观点制造了证据。现在看来，当年的洋务运动中，中国大地上出现过不少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也出现过不少的民用工业企业。历史记载当时的政府为了“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同时也为军用工业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创办的这些工业得到供给，减少对外国依赖，曾经大举兴办企业，并有建设世界大企业的雄心。更有意思的是，除了朝廷主宰的国有企业之外，民用工业企业也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头，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及电报、纺织业等行业已经有大量的私人资本进入。当年的情况甚至与今天的企业局面有某种类似，具有开放意识的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的官办者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成为当时企业的两种主要形态。

　　    我们的主流历史教材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主义的溃败。历史继续向前演进百年之后，远在澳大利亚的杨小凯提醒我们，需要在制度上寻找原因。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仅仅局限于模仿别人的技术，不在制度层面上加以更新，我们制造百年企业的梦想就是苍白的。

　　    有人在进行着更加细致的实证研究工作，比如吴思。他说：“企业家都知道企业常用的红帽子策略，这种企业生存策略的历史，出现和变形的条件，这种策略的成本和收益，值得我们分析。”我们认为吴思的提醒是有价值的，几百年过去了，我们的企业建设并没有走出太多的新思路，我们还在历史的窠臼里徘徊，这样的局面太让人伤感了。

　　    赵晓博士一直在进行着另一个角度上的研究。在一次聚会上，我听赵博士提到了亚当·斯密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事实上，《道德情操论》先于《国富论》出现，并为《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在书中，斯密描述了人性原理。他和休谟以及当时的主要哲学家一道，认为这些原理是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引申出来的普遍的不可以改变的论断。在自我保存和自身利益这种高于一切的感情面前，形成自我判断，包括对自己行为的判断能力的源泉是什么呢？斯密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我” （inner man），他起着“公正的旁观者”的作用，用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去赞成或谴责我们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为。沿着亚当·斯?的方向，赵晓博士提出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种具有建构性的命题。我们相信这样的命题对国家、对社会、对时代、对企业都有巨大的警醒作用。

　　    沿着这样的向度，我们回望自己，不禁惊叹。大量铺排的国有企业并没有解决制度元命题，他们的方法论是政府的，政治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他们用垄断的姿态占有过多的资源，这导致真正市场化的企业竞争能力疲软，并最终成为国际产业链中的牺牲品。

　　    怎么办？我无意在这里仅仅提倡形而上的宏大思索，技术方面的革新同样是我们的企业必须面对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的拿来主义姿态历来是与时俱进的。一连串的新概念正在对着我们纷至沓来。新战略，新营销，全球范围内成功的企业案例，以及围绕人力资源而来的人性建设，都在把我们带到一个纷繁的新兴企业时代里。只是我们的社会太需要一个更加宽阔的视野了。我们应该一手拿起制度，一手拿起工具，朝着我们的百年大企业之梦，小心谨慎地行走。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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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下的中国，很少有人能把经济学的常识写得如此灵性而且优美。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济学美文，以至于读者不得不感叹，原来经济学像诗歌一样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