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生饭”领导力：未能做大的蜀国生意

　　【蜀国的领导力因而始终处在这样一种“夹生饭”状态，譬如说一家企业，永远只有COO一个人成天忙碌，尚且有时顾此失彼，而董事长和各部门总监却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听劝的，犯尽一切不该犯的低级错误。豪侠意气，匹夫陋习，后来再加上一个缺乏天资的“皇二代”，所有这些问题，别说在1800年前，即使在现代中国也不那么好对付。】

现在对诸葛亮的评价多元化起来，说明中国人已不再满足于按照过去的简单化正统标准（不管是哪种道德）去回顾历史了。（注1）

对诸葛亮在军事指挥和人事管理的一些短处——以及可能还有的心理缺陷，都已有不少的讨论。说来说去，大家觉得他的水平（不光是业绩），与比他远一些的张良或更遥远的范蠡相比，总归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然而，人们很少涉及的一个事实，就是诸葛亮要面对的局面，却比张良和范蠡要面对的有着本质不同。诸葛亮要一边打造一个根据地一边战斗。他要在原本没有什么根基的一个地方建立起来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形势，以期“天下有变”；而他的对手，也不是自己一个劲犯错误、谁劝都没用的吴王夫差和西楚霸王项羽，而是钻研《孙子兵法》的老手曹操。

相比之下，范蠡有越国民众的支持，还有文种主持重建，无须为战略后方而担忧。而对张良来说，以一个“约法三章”与项羽在咸阳掠物焚城的劣迹反衬，就已为汉军换来了关中百姓的拥戴。

而蜀军则不然。它军力不够，人才有限，凭借一块“转让”来的根据地，人生地不熟，刘备等三兄弟在此毫无社会基础，要想扎下根来实属不易。最不幸的是，一旦进入了“根据地时代”，刘备一班兄弟就接连不断自己犯起错误来，荆州失守，联盟崩溃，直至夷陵惨败。几下子就从一个不错的起点倒退回去老远。

其实，诸葛亮的问题是一切心怀大志的小本经营者都会遭遇到的痛苦经历——一边要守住自己的二亩三分地，一边还要瞄准国际企业、行业领袖什么的，把不大的生意还要“整出花儿来”。放弃吗？经营一块汉中，可偏安一隅，但如何感召天下？不放弃吗？又就怎么保证不犯错误，逐步壮大？司马懿分析他“志大而不见机”（没有机会），的确如此。

在不少的事情上（包括做生意），有时无中生有容易，从小到大却难；有时狭缝之中求生存容易，做到外围突起，威胁中心又难。从一块远离中原、资源有限的地区经营起一股新兴势力，然后出击中原，称霸天下，这样案例，古今中外实在不多，真正算得成功的还是1700多年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结合了很多现代因素的根据地战争。

以共产党在江西、陕北及太行山区战斗发展的经验，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的赌命经营两相比较，我们看出，一个成功的根据地战争，在谈得上全国性部署之前，都应具备如下特点：

扼守关隘，占据地利，以较少兵力和天然屏障，抵御外敌。这一点人们容易理解。

利用本地关系，扩大民众影响。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多亏王佐、袁文才的地方势力支持。（注2）而陕北根据地的建立，也因长征队伍与刘志丹领导下的本地革命势力的会合。另一方面，为了加强部队的专业化和紧密与民众的关系，加强纪律管束尤为重要，设立各级党组织和建立政治工作的体系，事关存亡，尤为重要。

发展地方经济，实行生产自救，或因地制宜，不断调整根据地内部的部署。陕北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虽有大生产运动，仍将部分力量分散到太行山区。直到1947年，河北平山西柏坡之所以被选为新的中央所在地，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被称为“晋察冀的乌克兰”（产粮区）。

不断吸纳新鲜血液。在井冈山根据地，秋收、南昌两起义的参加者所剩不多，第一股较大人力资源，是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参加者，他们中间之所以能涌现出一批中坚分子，又与大革命时湖南南部的学生运动密切相关。没有干部，打不成根据地战争。当然根据地战争是持久战，故还要兴办教育、培养干部，同时扩大政治影响，吸引来自大城市的社会精英的加入。

在战略上，可一边韬光养晦，一边有得力战将带兵，不放弃外围战斗，把战线逼近人口较稠密地区，以期不断补充兵源。面临战略性机遇时，只要力所能及就决不放弃，如抢占东北，进军大别山，等等。

诸葛亮不是没有战略眼光（至少从隆中对的第一阶段企图来看）。对巩固根据地有利的事，他也做了不少。但他最大问题，就是缺少有全局意识、战略才干的人一起合作。刚开始蜀军好像不缺干部，但实际上，他却无法有效影响、约束刘备及其弟兄、下属，也自认影响力不如英年早逝的法正。

刘备一干人马，都是好汉固然不假，但要论坐江山，却总是愿望超乎能力。他们大概并非不把诸葛亮当自己人，也不是出于好胜而故意驳他的面子，而是在见识水平、行为标准上无法带动一个事业的发展，扮演不了一个靠得住的角色。诸葛亮也不可能在他们身边都派上一个政委（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这个办法），去对他们一一加以劝导和制约。

蜀国的领导力因而始终处在这样一种“夹生饭”状态，譬如说一家企业，永远只有COO一个人成天忙碌，尚且有时顾此失彼，而董事长和各部门总监却没有一个人是在关键时刻听劝告的，犯尽一切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注3）豪侠意气，匹夫陋习，然后再加上一个缺乏天资的“皇二代”，所有这些问题，别说在1800年前，即使在现代中国也不那么好对付。

所以说，初出茅庐时，刘备、诸葛亮的“风云际会”令人神往，但诸葛亮都不会想到，自己接手的将是一个刚到起点就滑向下坡路的事业；如何扭转这个势头？实在让他心急如焚，也足以把任何天下英雄给折磨至死。这样一份差事，鞠躬尽瘁，便是君子。

这也从另一面说明：所谓领导力，绝对不是一个就能玩得了的游戏，哪怕是具有很不寻常天赋的人，如诸葛亮，也不可能跟戏台上那样，手拿羽毛扇，摇头晃脑几句，就能把大小事务全都搞定。诸葛亮之成或不成，还要取决于他有什么样的拍档和同事。

也正因为如此，在轻松发展的时候，人们往往想不起诸葛亮来。反倒是越深陷危机，接近末世，人们对他却越念念不忘，充满同情。在这种同情里，也或多或少寄托着一种对现实的领导力状态的无奈。晚唐罗隐就有一首这样的“咏叹调”：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筹笔驿》）

筹笔驿在四川广元，是诸葛亮曾经筹划战争的地方；而谯周，就是后来劝说刘禅降魏的儒学师傅。这首诗，据说是毛泽东晚年颇为钟情，还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上画满了圈圈。

注1：学者也有这一倾向，许倬云先生在1992 年出版的《从历史看领导》讲演集中都没有批评他，到2005 年出版的《从历史看人物》里，已明言他的战略不大现实。

注2：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后被平反，亲属被邀请出席开国大典。

注3：诸葛亮的困境首先在于刘备的“一场豪赌”，“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八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见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台北：洪建全基金会，1997 年），91-95 页。

　　

本文摘自《历史是个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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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个商学院》从中国历史中选取关键阶段、著名事件、重要人物，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旁征博引西方管理学、经济学、营销学等著作中精华观点，绝大部分为作者从原著中翻译而来，力求信达雅；又融汇了大量中国古代诗文中的经典内容，既体现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湛见解，又与现代工商管理思想相通，还可以增进企业家、管理者的人文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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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着眼点，不在于讲历史故事。作者认为，近乎捕风捉影地讲故事，更适宜茶余饭后消遣。而对于企业家、管理者来说，读史就是要从华夏民族共同的经验中汲取宝贵的智慧和教训，从而获得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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