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大拐点（32）

　　然而，中央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承受到极限时，它要么自己被拖垮，要么将这些风险重新推回给那些市场主体。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这几年，房地产泡沫的重大危害已经尖锐地呈现出来。它不仅推升通胀、错配信贷，更显著恶化了中国的财富分配。与股市泡沫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准公共品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严重侵蚀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归根结底，在治理房地产泡沫方面，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选择；是让强势利益集团为自己的过火行为付出代价，还是对它们再次网开一面，以货币政策的名义，通过洪水般的通胀将这种成本再次转嫁给全社会？不过趋势已经明显不利于房地产利益集团，因为通胀洪流正在淹没一切。

　　鉴于房地产泡沫在政治上、经济上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果，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正在以最大的决心为自己解套。在最近的讲话中，中国几位重要的经济决策者先后表示：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这其中的潜台词是：他们已经下决心压缩房地产泡沫并接受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某种程度的冲击—虽然我认为他们可能低估了这种冲击的力度，也低估了解套的难度。显然，中央政府并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他们仍然希望在通胀、泡沫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实现所谓“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在他们那里，中国经济的理想状态是：泡沫慢慢泄掉，通胀维持在温和状态，经济仍然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这种两头下注的政策选择看上去固然是最为理性的，也符合中国技术官僚们一贯的作风。但是，两头下注甚至多头下注可能一头都压不中。

　　在经验中，我们只见过泡沫的破裂（如果它是泡沫的话），从未见过泡沫的所谓软着陆；只见过不断自我加强和自我实现的通胀，从未见过可以驯服地按照领导人意愿维持在温和“可控”（4%抑或5%？）状态的通胀。或许，中国的决策者们运气非同寻常也未可知，他们真能实现他们想看到的理想状态。然而，将关系生死的重大决策建立在非同寻常的运气之上，无疑是异常危险的。30年改革换来如此制度理性，言之可叹。在我看来，无论目前这种平衡政策还可以维持多久，中国领导人恐怕最后也都只能在泡沫破裂、经济失速或者恶性通胀之间作出痛苦选择。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众，都没有为最坏的结局作好准备。

　　从1998年中国的房改开始—这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开始，伴随着其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房地产经历了一轮长达13年的牛市。既作为这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作为这个增长的一个结果，中国房地产的盛宴正在落幕。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必然，更是中国经济基本面趋势中所必定要衍生出的一个后果。我们以从未有过的充分理由相信：以2010年中国房地产价格的癫疯为起点，房地产泡沫最后的死亡之旅已经开启。而在2011年，我们将会目睹标志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最为醒目的一些重大事件。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也可能受到重大冲击。

　　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股票市场从6 000点高峰一路下跌至1 600点左右，其后随着中国超级刺激政策而回升，一直徘徊在3 000点左右。由于这个缘故，中国资本市场被认为已经消除了泡沫，相当安全。然而，仍然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其实远远没有像指数所显示的那样干净，而是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泡沫。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有效和真实衡量中国股市规模的流通市值从2007年年底的9.31万亿元狂增到2010年年底的19万亿，增加超过一倍。在此期间，中国IPO几乎以每天一家的速度发行。上市公司总数从2007年底的1 550家狂增到2010年底的2 063家。在超级刺激政策实施期间，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融资总额缔造了金融史上前无古人的记录。

　　

本文摘自《大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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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