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大拐点（14）

　　于是，在需求与成本的两相夹击之下，以前那种在财务上看上去合算的投资，就可能变成累累亏损。成本上升及需求下降所必然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最终会将中国的投资增长拉回到合理水平，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是如此。需要提示的是，历史欠账如此之大，投资成本的上升不仅是长期的，有时候也可能是跳跃式的。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非线性的下滑。如此，持续30年的投资繁荣就极有可能会以某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被终结。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梦寐以求的所谓健康消费率很可能就会唾手而取，不费吹灰之力。

　　在外需委靡，投资下滑（有时候可能是急剧下滑），消费又无法奇迹般扩张（显然，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像政府一样挥霍自己的财富）的给定条件之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回落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按照野村证券的估算，“如果投资不再增长，仅仅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逾50%。”

　　这就是说，自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显著低于前面30年。而在某些极有可能发生的外部和内部特殊冲击出现时，中国经济甚至可能出现急剧失速。事实上，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与2008年相当酷似的经济症状，一方面是通胀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房地产成交持续萎缩；只不过，这一次通胀可能更加顽强，资产泡沫也远为壮观。它不啻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又一次触碰了它的增速极限。特别应该警惕的是接下来的是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回落？但不管怎样，现在就可以提前通知大家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回落将不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而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如此，中国经济中隐藏着并被高速增长勉强掩盖着的一系列风险就暴露出来了。

　　增长速度的下降固然有利于建构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环境，但同样也包裹着重大的不测。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解是，增速回落可能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但事情可能远比这个复杂得多。而那种认为速度下降就自动导致效率上升的看法，则更是十足的天真。有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经济正确地概括为速度效益型。意思是说，速度越快，效益越好，税收越多。反之亦然。对应于微观主体，其实就是所谓规模扩张型，资本消耗型。简而言之，这种经济必须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扩张中，才能获得平衡。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的速度及规模嗜好，都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促使他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成为不可逆的过程。这就像一只陀螺，必须在高速运转下才能够稳定，一旦减速，就会倒地。虽然继续扩张货币将会让我们立即死掉，但速度降下来同样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虽然它是一条必然之路。无疑，我们正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艰难时期。

　　

本文摘自《大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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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
　　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